我讀了十幾年書，接受了許多老師的教誨，但真正令我終生難忘的卻只有一位小學老師。雖然她教我的時間只有一年多，而且事情已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她的音容笑貌仍歷歷在目。她是在我剛剛升上高年級時來到我們班任級主任、教語文算術課的。她高挑的身材、經常穿著藍色或天藍色很合身的旗袍，上身加套一件齊腰的半開式紅毛衣。長長的秀髮，發端總是做成自然微卷而橢圓型的樣式披在肩後。她那鵝蛋形的臉上，常常泛著紅潤的光彩，顯得莊重而嚴肅。但同學們並不因她嚴肅而怕她，倒因她引人入勝的講課和富於啟發性的教育而喜歡她。
四十年代末期，我就讀的那間學校緊靠著舊城牆邊腳下，條件極差，在校學生大多清貧，學校連起碼的圖書室、圖書角都沒有；操場狹小得不夠五百名學生集合站隊，課餘時間除跳繩、踢毽子、拍皮球或將課桌連起來打乒乓球外，好像就沒有別的活動了；老師們只有一間辦公室，宿舍也是男女分開的集體式；哪個班上音樂課，唱起歌來，就會吵得好幾個班聽不好課。
不知是怎麼被感染上的，一進入高年級，同學們竟互相傳閱起武俠小說來了，有的人上正課也捨不得丟手，低著頭、對著抽屜看「七劍十三俠」，對那些上「豆芽學科」的老師講課更是不在乎。有天下午開班會，級任老師抱來了一大堆彩色封面的書籍到講臺上來，並一一作了生動、形象的重點介紹，聽得我們個個都入了迷。從那時起，我們才開始接觸到魯迅、郭沫若、陳伯吹、張天翼以及安徒生等人的作品，使同學們進入了文學的另一個新天地。
她教我們學珠算也與別的老師方法不同，不是讓我們死背口訣然後去拔算盤珠，而是先舉例講解口訣編法的道理，讓我們根據已學過的加、減、乘、除演算方法，在算盤上自編口訣。這樣，同學們很快就學會了拔算盤珠子的道理，而且對自編的口訣背得溜溜熟，即使記不起口訣，但在拔珠子時也念得出口訣了。直到成年以後，我們才懂得：這方法就叫「不僅要學生知其然，還要使學生知其所以然。」對我們後來做教師工作真是極大的啟發。
此外，她還以許多有趣的智力測驗題目來啟發我們動腦筋，思考問題。她出的題目常常都是從故事中帶出來的，一會兒把我們帶入古老的王國，一會兒把我們領進神秘的山洞，一會兒又把我們引向遼闊的海洋……當時，由於我們受知識水準和生活經驗的局限，常常被那些題目弄得焦頭爛額，不知所措，但卻懂得了怎樣從多方面去汲取知識養料。記得有次出題的大意是：海上航船約定好，如遇意外事，必須將國旗倒掛，岸上警員或別的船便會來援救。不久，有艘英國船遭海盜搶劫，船長將國旗倒掛了卻沒有人來救助，為什麼？好多同學都說是那艘船位置不當，有海灣或霧氣遮擋了別人的視線。老師微笑著搖搖頭說：「不對。你們在國旗的圖案上去動動腦子吧！」可是，同學們知識面窄，對很多外國旗幟的圖案都不熟悉，怎麼會想到那「米」字形旗倒過來還是一樣的呢？
老師常到同學家中走訪，來班裡不久就對學生的情況瞭若指掌，對學生的操行及作文都能作出恰當的評語，給予鼓勵、安慰或批評。我家因父母不和，父親離家幾年音訊杳無；母親含辛茹苦撫養著我和弟、妹。老師在家訪時總是向我母親報告一些關於我的好消息，以安慰我母親，使她充滿希望。記得一次作文，題目是「中秋之夜」，我在作文結尾感慨道：「……中秋之夜月兒圓，家家戶戶賞月大團圓，但我家人卻未團圓啊！」一星期以後，發回的作文本上，見老師給我的批語寫道：「孩子，不要難過，老師不是和爸爸一樣的愛你嗎？」當時，我熱淚盈眶，心裡也覺熱乎乎的，但又不敢相信是她給我下的批語，因為她是位女教師啊！接連幾個晚上我都睡不好覺，總是在反復思考「她為什麼給我下這樣的批語？」後來我終於想通了：正因為她是女老師，她才敢下這樣的批語；正因為她瞭解我這個學生，她才認為需要下這樣的批語。雖然在我年少成長的時期缺少了父愛，卻得到了老師「慈父」般的關懷。
有一天放學後，我和幾位女同學關著教室門打乒乓球，我正站在靠走廊的窗下那一端，窗臺高過人頭。調皮的男生想搶球臺（課桌搭的），在走廊外跳起來朝窗內揮舞球拍亂打，不料正打到我的頭上。我只覺眼前直冒金花，兩腿發軟，就倒下了地，嚇得在場的女生們大喊大叫，紛紛奔向老師宿舍。當我一覺醒來時，發現自己正睡在老師床上，天色已近黃昏。老師遞給我一杯葡萄糖開水叫我喝下，隨後又叫兩位女同學陪我回家。
此事過去沒多久，老師帶我去醫院做 Χ 光透視，並送我回家，對我母親說，要經常用大蒜燉豬肉湯給我喝。原來那次暈倒時，校醫檢查說我貧血，並懷疑我肺部有問題。老師知道，我家窮，成長發育時期缺乏營養，面色蒼白，身體瘦弱。後來，我經母親用大蒜燉豬肉這樣的偏方補養之後，確實漸漸面色紅潤、長胖了起來。
臨近小學畢業那學年初，老師為讓我們有更多的學習時間，想到大多數學生家照明都是用桐油燈，故叫每人交少量錢買了幾個燈泡，天天晚上在校自習，也便於老師輔導。同學們高興極了，因為人人都盼望考上一所好中學。哪知不過兩周，教室裡的燈泡就全被訓育主任沒收了，理由是：學生沒交電費；晚上在校妨礙治安……。老師據理力爭，和訓育主任吵了起來，上告至校長，還是於事無補。不久，我的老師也被調換而不知去向了。
同學們深信，老師絕不會無緣無故捨我們而去的，但鑒於訓育主任的威壓，誰都不敢公開議論，也有大膽的男生去問校長，得到的只是一頓批評。後來終於從其他老師口中得知我們的老師去了南岸大興場的一所小學校。調皮的同學故意在背誦《哭亡女蘇菲》一詩時，把句子改讀為「您哪裡去了呢，我的老師？去年今日你正教我……」以表達他們對老師的懷念和對校方的憤懣之情。每天清晨到校，總會聽見悄悄互訴心聲或訴說昨晚夢見老師的情景。
寒假前夕，我終於收到了老師的來信，約定某天下午要在我家會見大家。當我把這意外的消息悄悄轉達給同學們時，大家都高興得跳了起來。見面那天，老師從鄉下帶來好多紅紅的橘子，和我們一起敘談，瞭解同學們畢業後的打算，還輪流看了幾位同學的作文，鼓勵大家「打好畢業前的勝仗」。大家都很關心她「為什麼離開學校」這個問題，可是老師並不正面解釋和回答，只是簡單地告訴我們：「社會是複雜的。現在你們年紀還小，未涉入社會，將來慢慢就會懂了……」最後大家一起唱「當我們同在一起……其快樂無比」。同學們都依依不捨地隨老師走向渡口，排列在河岸邊，目送著她，齊聲反復唱著：「再會再會，再會再會……」許多人都哭了，大聲叫著：「老師，您一定要再回來看我們啊！」直到她乘坐的船影漸漸變小、消失……
五十年代初，我進了重慶一中讀書，老師恰好也調到附近的小學任校長，我們見面方便多了，同學們不管多忙，都會相約去探訪老師。她若發現誰在經濟上、衣著上有困難，總會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大家，使我們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慈父」般的關懷。
以後由於大家工作多次變動，各自都成家了，和老師的聯繫也少了。直到我出國前，想起要和她告別，但只知道她結婚去了成都，卻弄不清地址，托人找了好久，最後通過成都市公安局才查到她退休後的地址。她現在已年近八旬，老伴去世，又無親生子女，儘管身體不錯，畢竟孤寂。我除常常寫信給她外，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照顧她了。唯一的希望是，盼望有一天，能約上當年的同學，一同拜訪老師，追訴她青春時期留在我們幼小心靈上的光輝形象和永不消逝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