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 10 月，我和妻子從美國回桂林探親、訪友和掃墓。在一個秋高氣爽、溫度宜人的下午，妻子的侄兒開車帶我們流覽桂林的新區。車子從象鼻山大橋駛過灕江不久，侄兒指著車窗外一片綠蔭對我們說：「這就是你們當年就讀過的漢民中學；但非常遺憾，這一帶已被闢為公園，漢民中學的任何遺跡都無法找到了。」我既興奮又有些惆悵地往他指的方向望去，昔日熟悉的校園已面目全非，滿眼都是十分綺麗卻陌生的景象。記憶的閘門忽然打開，往事像洶湧的潮水，不斷地湧上我的心頭。

下面所寫的，只是我在漢民中學就讀期間的幾朵浪花，主要是與任中敏校長有關的幾件事。

我和妻子原是桂林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同班同學。一九四七年二月初中畢業後，我考上桂林中學高中部，她考上漢民中學。當時我們已有書信往來。一次，她在給我的信中，附了一份漢民中學的招生簡章。簡章的大意是：國立漢民中學以向理工科大學輸送合格學生為辦學宗旨。凡畢業後有志報考理工科大學的，歡迎報考本校；無意報考理工科大學者，切勿前來報考。年輕時候，我和許多沒有背景而又希望將來有所作為的青年人一樣，深受「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影響，十分嚮往北大、清華等一流大學的理工科。看了這份招生簡章，竟萌生轉學漢民中學的念頭。

1947 年 9 月，我以漢民中學高一下唯一被錄取的插班生的身份，邁進該校的校門。

漢民中學座落在桂林灕江支流小東江畔，依山傍水，環境優美，設備堪稱桂林一流。校長任中敏，江蘇揚州人，1897 年出生，國內數一數二的詞曲專家和教育家。任校長青年時代曾參加五四運動，圍攻趙家樓後在天安門被捕，後任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先生的秘書。漢民中學就是他在胡死後為紀念胡而創建的。開始為私立，不久改為國立。原址在南京棲霞山下，日軍佔領南京前夕遷來桂林，桂林淪陷時遷往黔東南的榕江，光復後在桂林重新建校。

任校長治校極為嚴格，有時近乎苛刻，而且帶有十分濃厚的「烏托邦」色彩。在當時國民政府極端腐敗，國共兩黨爭鬥十分激烈的背景下，他竟要求學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唯讀聖賢書」。他別出心裁地創建所謂「榮譽考試」制度，規定每個學期的期中考試不設監考老師，讓學生自覺地遵守考試紀律。他在校園內開辦了一家無人售貨的小雜貨店，讓學生購物後自覺將錢幣投入錢箱。他規定學生每天必須寫「修養日記」反省自己，而對時政的議論，則只能寫入「隨感錄」中。他與學生同甘共苦，不僅和學生一道參加美化校園的勞動，還在學生食堂同學生一道進餐。每當學生比較嚴重地違反校規，他就把自己禁錮在他的辦公室中絕食，反省自己「治校無方」。待違反校規的學生承認錯誤、一些師生懇請他進餐時，他才恢復進食。

在任校長的治理下，漢民中學成了亂世中的「桃花源」，任憑外面疾風暴雨，漢民中學這艘航船，依然嚴格按照他制定的航向和時間表，有條不紊地向前行駛。無論是 1947 年初夏席捲全國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學生運動，還是 1948 年底桂林大中學校學生把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招牌改寫成「種殃銀行」的示威遊行，都沒讓漢民中學這汪死水泛起任何漣漪。

進校的第一學期，1947 年初冬時節，我同任校長有過一次接觸。當時學校新落成幾棟很不錯的教職工宿舍。一向強調師生同甘共苦並能以身作則的任校長，這次卻一反常態，似乎不願與師生同甘共苦了。他與家人獨住在一棟與教職工宿舍同時落成、題為「展堂」的漂亮別墅中。我對此很不以為然，竟把任校長不能在「修養日記」中議論時政的教誨置諸腦後，在「修養日記」中大放厥詞，批評起任校長來。我指責他搞「特殊化」，在學生還住茅草房的時候居然安居於如此富麗堂皇的建築中，缺少杜少陵老先生那種身處破漏茅屋又遭夜雨、卻一心希望「天下寒士」住進「廣廈」的胸襟，諷刺「展堂」不愧為漢民中學的「白宮」。

任校長是經常檢查學生的「修養日記」和「隨感錄」的，沒想到我的這則寫在「修養日記」中的「隨感」，竟被任校長檢查到了。他立即把我傳到校長辦公室，要我回答如下兩個問題：一、白宮建於何國何地？是何人居住的建築？你看過白宮的照片沒有？它是否當地「富麗堂皇的建築」？二、為什麼把這則「隨感」寫在「修養日記」中，是否有意對抗學校的規定？要求我把回答寫在當天的「修養日記」中，並呈送他審閱。當我回到班裡把任校長的訓示告訴同學的時候，許多同學都為我捏著一把汗，說我捅了大婁子，輕則會被記過，重則會被開除。

怎麼辦？我決定如實回答。第一個問題的前兩問難不倒我，對於後兩問，我老老實實寫道，我沒看過白宮的照片，但心想既然是美國總統的官邸，當然是富麗堂皇的建築了 —— 半個世紀之後，我和妻子到美國探親，曾專門到華盛頓 D.C. 遊玩，才真正目睹了白宮。在此地眾多的建築物中，特別是與其相毗鄰的國會山莊相比，它不過是很一般的建築，實在難以用「富麗堂皇」這樣的字眼來形容。我當年的「想當然」錯了。對於第二個問題，我反省了違反學校規定的不是，但申言絕不是有意對抗，而是過於激動，以致一時忘乎所以。

沒想到這件被同學看作「批了逆鱗」、定會令我碰得頭破血流之事，竟然就此畫上句號。任校長再沒找過我的麻煩，甚至在其後對學生的訓詞中，也沒提及此事。我想，教育家畢竟是教育家，任校長雖然令學生望而生畏，但還是實事求是、通情達理、寬宏大量的，不由得在怕他的同時，對他增添許許多多的敬意。

但沒想到大半年之後的第二個學期，我竟被任校長勒令轉學，幾乎陷於絕境。

1948 年 2 月，我們進入高二上。這年 6 月 15 日，班上某男同學因為英文比賽評卷不公，在老師宿舍和英文教研室主任某老師發生頂撞。某老師一怒之下，竟打了他一記耳光。他回班上講了此事之後，同學們非常氣憤，選出五個代表向學校當局交涉，要求某老師向被打同學賠禮道歉。我和妻子都躋身于代表之列。當時任校長正出差南京，向教育部彙報工作並申請增加經費，由訓導主任詹菊農代行校長職權。詹在接見代表時不僅拒絕了學生的要求，而且說：「老師打學生是愛學生的表現。」聽了代表傳達與學校當局交涉的經過以後，同學們更為氣憤，於是決定罷課以示抗議。

1948 年 6 月 16 日，我們班罷課了，當授課老師按時來上課時，我們向他們解釋罷課的原委，請求予以支持。下午，其它班級紛紛貼出海報，聲援我們，要求學校當局接受我們的要求，一些班級甚至醞釀舉行同情罷課。眼看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在漢民中學這個學生運動的死角掀起。傍晚，詹代校長通過我們班的班導師，表示了接見我們班全體同學的願望。

晚自習時，我們班教室燈火通明，全班同學以及被我們請來列席的其它班級的代表，嚴肅地坐在教室中，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批評某老師打人的錯誤，揭露學校當局對學生一貫的高壓。由於群情激憤，事態有進一步擴大的可能。為了防止事態發展到無法收拾的地步，詹代校長被迫接受同學的要求，當堂作出三項書面保證：一、責成某老師向被打同學賠禮道歉；二、學校保證以後不再發生老師打人之事；三、絕不「秋後算帳」，處分這次事件中的任何同學。這即使不是漢民中學歷史上唯一的一次罷課，至少也是光復後漢民中學唯一的一次罷課。

天真的同學以為事情就此了結，全校恢復了往日的平靜。7 月 17 日上午九時，學校將舉行散學典禮。從上午七時起，校園內便彌漫著一種神秘莫測甚至有些詭譎的氣氛。據說任校長正在同教職員繼續開昨晚開至深夜還沒有開完的重要會議，將決定某些同學的命運，會上爭論得十分激烈。八時許，班導師突然約見我的妻子，要她把由她保管的詹代校長的書面保證交給他，說是學校可能會對我們班的罷課作出不利於同學的處理，他要用詹的保證去「據理力爭」。單純而善良的妻子毫無戒備，沒有來得及同我和其他同學商量，就匆匆地把詹的保證交給了班導師。

散學典禮按時舉行，任校長突然宣佈對我們班罷課事件的重新處理。被打同學作為罷課的「肇事者」被開除學籍；我被扣以「挾眾罷課，破壞校紀」的罪名，勒令轉學；我的妻子則被留校查看，還有一些同學被記過。散學典禮結束時，對我們的處分決定已赫然張貼在學校的佈告欄中。與此同時，代校長詹菊農和某英文老師也被解聘。

原來任校長從南京回校後，根本不同意詹代校長對此次因老師打人而激發我們班罷課的處理，在作了一系列周密的部署，包括利用我們的班導師，從我的妻子手中騙取詹代校長的書面保證後，借散學典禮之機，向罷課中的積極分子發動突然襲擊。散學典禮之後，學生紛紛離校，而且詹代校長的保證書已被騙走，想抗爭也無法抗爭了。由此可見，任校長不愧為政客出身的教育家，手段十分高明，沒有鬥爭經驗的學生哪裡是他的對手！

我的父親考慮到我是背著「挾眾罷課，破壞校紀」的罪名被勒令轉學的，擔心很難轉學到其他學校繼續學習，幻想任校長收回成命。他拿著我兩個學期名列全班第一的成績單和班導師很好的操行評語以及我在學校多次學科比賽中名列前茅的獎狀，去找任校長，強調我是一個一貫品學兼優的學生，一時不慎犯下錯誤，請他網開一面，把對我的處分改為留校查看。但任校長鐵面無私，執法如山，沒有同意父親的請求。他對父親說：「貴子弟夥同他的助手 —— 指我的妻子 —— 欲置學校於死地，絕不能寬宥」。

於是，我只好灰溜溜地離開就讀了一年的漢民中學。但我至今仍然沒有想明白的是，我不過是抗議老師打人和不滿詹代校長偏袒老師的處理，有幸而又不幸地被同學舉為代表，在與學校當局的交涉中說了幾句任何有正義感的青年人都會說的話，怎能扣我「挾眾罷課」的大帽子？更不用說我「欲置學校於死地」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更無法明白的是，曾經參加過五四運動並深受北洋政府迫害、據說在抗日戰爭期間曾營救過一些進步學生的任校長，難道真不知道在當時的背景下，這樣的大帽子會陷我於絕境嗎？

更為不幸的是，解放後我的妻子為把詹代校長的保證被騙交給班導師一事，幾乎每次政治運動都遭到審查，她被懷疑以交出保證換得留校查看的從輕處理。在歎息妻子無辜的同時，我又非常慶倖任校長沒有接受父親的請求，把對我的處分改為留校查看。要是任校長真的同意了父親的意見，我不知將受到怎樣的懷疑和審查！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塞翁得馬，焉知非禍」！

1955 年我在北京一所大專工作，曾有人從四川專程到北京向我瞭解任校長當年處理我們班罷課的經過，我這才得知桂林易幟前夕，任校長逃離桂林，一度流落于成都街頭，後在四川大學任教。我曾期待有朝一日能再次謁見任校長，向他請教 1947 年何以對我那樣寬厚而 1948 年又為何對我必欲除之而後快。前幾年，在漢民中學的一次校友聚會上，我進一步得知改革開放之後，任校長被家鄉的揚州師範學院聘為教授，博士生導師，並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兼職研究員。但不幸於 1991 年與世長辭。

我終於沒能實現再次聆聽任校長教誨的願望。但不知任校長在天之靈，是否還記得我這個沒能遵從他的教誨報考理工科大學、1947 年曾指責他搞特殊化、1948 年被他論定「欲置學校於死地」而被他勒令轉學幾乎陷於絕境的不肖學生和學生的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