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四年春，我從日本佔領的淪陷區北平，和幾位不願受奴化教育的男女同學，背著簡單的行囊，身上藏著大學二年上期的學生證，坐火車直抵太原，接著就徒步奔向祖國大後方。我們日行三十里，夜宿荒村小店；又偷渡黃河，闖過敵人封鎖線，終於抵達了西安，踏上了祖國自由的土地。當時政府在各地都設有「戰地青年就學輔導處」，專管接待從淪陷區過來的學生，並解決食住及安排就學等事宜。又把我們的證件寄到遠在重慶的教育部，不久就被分發到距離較近的國立西北大學就讀。

西大位於陜西省城園縣，氣候四季如春，雖在戰時，卻有如世外桃源，從未受到空襲的威脅。老百姓也都純樸厚道，安居樂業，一片祥和景象。我們到了學校，就有早期過來的同學及同鄉加以熱情協助，有如親人一般。在國難當頭，猶能有這樣安定的環境讀書，又管吃管住，真像遊子回到了家一樣的舒適，相信每位同學都有這樣的感受吧！

學生們每天除了上課之外，也有社團的組織，如國劇社，話劇社，以及球類比賽等等。各類人才，大顯身手，頗不寂寞。大家最常去的地方就是「茶館」，泡一「碗」茶，拿本書坐在籐椅上，可以耗上大半天。或閒聊、或開會，都以這裡為聚會之所。此外，春天去桃林賞花，夏天去漢江游泳，秋天則去橘林遠足。打牙祭就到門口的「老鄉親飯館」吃碗羊肉泡饃。晚上餓了，買塊「鍋盔」夾辣椒醬，大家邊吃邊聊，樂在其中，這些享受已經叫我們心滿意足了！個個雖然都是窮光蛋，卻並不自卑，每人心中全都充滿了鬥志與信心。

在抗戰的大時代中，學生們雖然能安定的讀書，但更關心看國家大事：「敵人打到那兒了？」「政府又有何宣示？」都在時時注意中。其間有兩件令人難忘的事永遠刻在我的腦海中。一是在一九四四年冬，日寇雖受挫於盟軍的猛烈轟炸，卻對我方做垂死的掙扎，以致前方戰況險惡。政府乃發動「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鼓勵知識青年從軍報國。於是各校熱烈響應，大家踴躍報名參加，我們女同學也不落人後，紛紛前往簽名。經過校方的篩選，只讓一部份學生前往。在東北同鄉中有兩位同學入選：一是魏劼、一是張廷贊。他倆出發前夕，我們所有的同鄉都齊集在一位有家室的同學處給他倆踐行，小小的房間裡，或坐、或立、或蹲，擠了滿滿一屋子人。聽魏劼說：冬天來了，他有毛線想求女同學織件毛衣，還沒來得及開口就要走了…。我們三個女生 – 孫汝琴，王淑梅和我馬上開工，倆倆同時動手，三人以接力方式，在一夜之間織成了這件毛衣。當他早上踏上征途時，就穿在身上了。

大家雖一夜聚談未睡，卻仍然精神十足，送別的隊伍排在操場上，當法商學院院長曹國卿鄉長上臺講話時，只見他開口喊了聲「同學們」！就兩腮顫動起來。大家聚精會神的注視著臺上，原來他竟然泣不成聲，於是全體同學都哭成一團。沈默許久，曹院長才平靜下來，說些鼓勵關切的話，有如家長叮囑子弟般的諄諄告誡。接著大家齊唱「義勇軍進行曲」（也就是現在中共的國歌），真是慷慨激昂，悲壯動人！這一幕讓我記憶深刻，如在目前。

另一件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當時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時，我們因地處僻壤，既無電視，也無收音機，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這個喜訊。當時每個人都歡喜若狂，又笑又跳，像發瘋了似的，心中編織著美好的未來，滿懷著幸福的憧憬。於是有人建議：各人把身上僅有的錢湊起來，奢侈一下，相約到城裡最好的飯館去大吃一頓，盡情的慶祝一番，男女同學相互敬酒，你敬三杯，我也敬你三杯；我從未喝過酒，而當天卻不知喝了幾個三杯？還好，只覺得頭暈暈的，卻口裡還在講個不停，也笑個不停，這真是難忘的一天呀！

一九四六年夏，母校遷往西安南門外戰幹團舊址，我又在新校舍讀了一年，於一九四七年畢業，即束裝返鄉，和母校一別至今。中間的五十餘年裡，我由東北而台灣，由台灣而美國，從青春而白頭，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淚水，經歷了多少辛勤苦拼，以無比的毅力與勇氣，刻服了無數的艱困險阻，走遍了天涯海角。這些力量的來源，都是母校的培育之恩，也是國家之所賜，讓我受用無窮並終生感念不忘。如今雖身在國外，卻心繫有如娘家的祖國和母校，以及當年患難與共的朋友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