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 年春，我的家鄉奉化淪陷，而上海的英、法租界尚在盟國的控制之下。為了不受日偽的奴化教育，我母親托一位表叔把我帶到上海公共租界，並在他任教的澄衷中學插班讀初二。當時我大哥正在上海念大學，住在寧波旅滬同鄉會的五樓宿舍裡。為了省錢，我和他同睡一張床，由我負責買菜，做飯。生活雖然清苦，但在遍地烽火的年代，能在上海孤島受到抗日的正統教育，也就很滿意了。

沒想到，好景不長。這一年的 12 月 8 日（美國為 12 月 7 日）爆發了珍珠港事變。第二天日軍就佔領了英、法租界。好在各校的教學大綱暫時維持不變，學校不久即告復課。不過社會上已不可能像過去那麼平靜。愛國人士襲擊日軍崗哨的壯舉時有發生，包括那一年的除夕夜發生在我們同鄉會附近的一起。

第二天一大早，當我們準備出門去給親友們拜年時，發現包括同鄉會和鄰近的大新公司這個街區已被日軍用鐵絲網團團圍住，嚴禁出入，並出告示：何時交出抗日分子，何時解除圈禁。

且不說我們根本不知道頭天夜裡襲擊日軍的愛國同胞是誰，如果知道了就更不可能把他交給敵人。這就意味著我們將被長期圈禁下去。好在同鄉會裡存有很多大米，足夠住戶們吃上幾個月。可惜沒有蔬菜和罐頭。於是大家紛紛請外面親友買些蘿蔔乾、大頭菜之類的乾菜，寫上名字，從鐵絲網外扔進來。那時大家年輕，胃口好，白米飯就著乾菜吃起來還挺香。可是兩三星期後，不少人得了營養不良性浮腫，我就是其中比較嚴重的一個。

另一個問題則是不自由導致精神上的煩躁不安。老師通過電話佈置的作業，頭兩個星期尚能按時完成，漸漸地就沒有心思去做了。為了解悶，我常常到同鄉會三樓涼台去看街景。我非常羨慕在街上來回走動的人群和在空中自由翱翔的飛鳥，並對不久前老師教我們的「不自由，毋寧死」這句名言有了真切的體會。

在我們被圈禁近四週時，有一次我在涼臺上意外看到我們的一個鄰居，突然從大門跑出，敏捷的鑽出鐵絲網。而日軍強迫圈內居民成立的「聯防哨」對此視若無睹。我把這一發現告訴我大哥。他說這事幹不得，萬一被鬼子發現，就會被抓起來。

然而過了兩天，一向謹慎、守法的大哥卻把我拉到一旁，悄悄對我說，他決定那天傍晚「出去」，囑咐我次日傍晚如法炮製，出去後到父親好友顧伯伯那裡會合。我聽後既興奮、又緊張，等看到他順利鑽出鐵絲網後，才放下心來。

可是我的出走卻不像他那麼順利。當我按時下樓快到一樓時，恰好碰到兩個流動哨鬼子扛著上了刺刀的步槍進來。我立即躲在暗處觀察，只見他們進了一樓客廳，放鬆地圍著一隻火爐坐下，暖手，喝茶，兩支步槍靠在旁邊的架子上。我便趕緊躡手躡腳地貼著走廊牆根向大門走去。門旁一位聯防哨不僅不加阻止，而且還示意我快走。我於是三步併作兩步走到鐵絲網跟前，一貓腰鑽了出去，就這樣結束了一個多月被圈禁的生活。

兩週後，日軍灰溜溜的撤去了鐵絲網，我們又回到了同鄉會。鑑於上海當時已全面淪敵，我們於學期結束後回到家鄉的遊擊區，分別在一所臨時中學任教或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