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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夢」,兼說我的「夢」

近年來,人們、特別是中國人,經常談論的一個話題就是「夢」。我想湊湊熱鬧,也談談這個話題。

這裏所說的「夢」,當然不是指屬於生理現象的夢,而是指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一種追求,故特加引號以示區別。

我以為,一個人的「夢」,與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他身分、地位、學識、智慧有著密切的關係。偉大人物的「夢」和普通老百姓的「夢」是大相逕庭、不可同日而語的。同樣是偉大人物,他們的「夢」,也會不盡相同甚至完全相反。例如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和作為「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華盛頓、林肯,他們的「夢」就可能完全不同。同樣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劉少奇和鄧小平,他們的「夢」,也是不會完全相同的,普通老百姓更是如此。因此,「中國夢」是一個虛擬的概念。在中國,只有「偉人的夢」、「平民的夢」或你的「夢」、我的「夢」,沒有人人一致的「中國夢」。

同樣一個人,他的「夢」也會因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不可能一「夢」到底。拿「偉大領袖」來說,他早年的「夢」,很可能真是他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宣稱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的「中國人民站起來」。而晚年呢?我猜想,大概是當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至所謂「第三世界」的「旗手」、「領袖」或「絕對權威」吧。

領袖如此,普通人更是如此。在「三年困難時期」,普通人的「夢」不外乎是填飽肚子。我的一個朋友,本來是貴州大學外語系的教師,就是為了實現這個填飽肚子的「夢」,偷食了食堂幾個饅頭而不幸被發現,結果不僅遭到批判,被「下放」到中學,而且未婚妻也因此而不辭而別。改革開放之後,聽說他已調回家鄉蘇州。由於很久沒有聯繫,他現在做什麼「夢」不得而知,但我深信絕對不會再是填飽肚子了。

引發最近幾年國人大談「中國夢」的,是中國「第五代」主要領導人習近平。他在一次公開活動中提到「中國夢」,其後他和其他領導人又反復鼓吹。他們所說的「中國夢」究竟是什麼呢?習近平說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後來又解釋為「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幸福」,並聲言這也是「中國人民的夢」。他的「中國夢」是否真的如他所說的那樣,從他上臺後公開發表的言論和網上廣為流傳的一些「內部講話」看,似乎並不完全那麼回事。究竟是什麼,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作為芸芸眾生一員的我,曾經有過什麼樣的「夢」呢?

小的時候,我的「夢」似乎是漂浮不定,一閃而過的。例如,看到班上成績比我好的同學,我很佩服,想超過他們;看到學校運動員球打得好,我很羡慕,想向他們學習;看到漂亮的女生很嚮往,想同她們親近親近。但我並未把這些當作一種理想而刻意追求,因而與其說那是我當年的「夢」,毋寧說是我在那個年齡段的一種「本能」或「條件反射」更為合適。

上中學以後,我開始有了真正的「夢」,那就是努力學習,考上名牌大學,出人頭地,做一個「人上人」。但現實很快粉碎了我的這個「夢」。我的整個中小學階段,是在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時期度過的。多次顛沛流離而不得不頻繁地轉學,讓我無法堅持不懈的努力學習,從而打下扎實的知識基礎。而適逢春季高中畢業,又使我無法在畢業後立即報考大學;於是我只好先參加工作,等待秋季大學招生時再報考。但參加工作後,接受的第一堂課就是「一切服從組織」,儘管我多次在大學招生時向「組織」提出報考大學的申請,但都因「工作需要」而被「組織」拒絕。我的「大學夢」就這樣被輕而易舉的粉碎了,以致我至今填寫的學歷,自始至終只能是「高中畢業」。

坦誠地說,易幟以後的中國,是一個只許領袖做「荒唐之夢」而不准有「個人之夢」的國家。誰有「個人之夢」,便會被扣上想「成名成家」和走「白專道路」的帽子,輕則橫遭批判,重則被當作「異己份子」。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能有什麼「夢」呢?做好本職工作,爭取立功受獎,大概就是我最好的「夢」了。

1957 年夏天,人所共知的「風暴」連我的這個說不上是「夢」的「夢」,也被徹底摧毀。幾經磨難之後,我成了一名「三類學校」的教師,而且只要有政治運動,就會挨整。此時的我,還能有什麼「夢」?

許多人在自己的「夢」未能實現之後,總是寄希望於子女,盼望他們能圓自己年輕時由於種種原因而未能圓的「夢」。我能像他們一樣嗎?顯然不能。無情的現實告訴我,我的「問題」必然會株連到子女甚至孫輩!

「偉大的黨」和「偉大的領袖」是無比英明正確的。在製造了越來越多的「階級敵人」以後,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從而最大限度的孤立和打擊敵人,適時的提出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和「給出路」的政策。

按照這一概念和政策,我的大兒子在初中或高中畢業之後只能上山下鄉,經過若干年「脫胎換骨」的改造之後,可能被招進某個工廠做學徒或普通工人。我的小兒子會幸運些,畢業後不用上山下鄉,會直接被招進某個街道小廠。這就是那個時代我的兒輩們的「夢」,也是全國所有的「階級敵人」和「候補階級敵人」、絕大多數的「臭老九」以及大大小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兒女們的「夢」。

出現這種十分扭曲的現象,怪誰呢?要怪就只能怪那個時代和主宰那個時代的「偉大領袖」以及他所創立和至今依然堅持的整個官僚體系。

至於「偉大領袖」,君不見他老人家心血來潮一次,也就是做「荒唐之夢」一次,中國人民,上至他的「親密戰友」,下至最底層的普通老百姓,就會被折騰得死去活來一次。一些理論家直到今天,還把「偉大領袖」的這種心血來潮或「荒唐之夢」,吹噓成是他「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真是匪夷所思!

我們的不幸恰恰是生活在那個時代!

所幸的是,我居然活著看到「偉大領袖」與世長辭,看到「英明領袖」一舉粉碎「四人幫」,看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復出。「偉大領袖」的許多「創造性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英明決策」被廢止了,中國人終於可以鬆口氣了。

「總設計師」主政後幹的第一件「大好事」,就是恢復了中斷十年的高考制度, 而且不像十年前那麼看重「出身成分」,更多的是強調「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因而我的兩個兒子得以幸運的跨進大學之門,並進而到美國留學和定居。這樣,我至少能像一般人那樣,把自己無法圓的「夢」寄託在他們的身上了。

更出乎我意外的是,從 1979 年年初開始的全國性的「平反冤假錯案」之風,也吹到了「玉門關」外的廣西。二十二年前強加在我頭上的「帽子」被摘掉了。儘管由於某些基層領導不知出於何種心態的干擾,黨的政策在我身上並未完全落實,但畢竟恢復了我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遺憾的是這時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一生中最富創造力的時光被浪費了。歷史同我開了個大玩笑:我想做「夢」的時候不准我做「夢」,我可以做「夢」了,但卻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圓它!

王勃在《滕王閣序》中寫道:「馮唐易老,李廣難封。屈賈誼於長沙,非無聖主;竄梁鴻於海曲,豈乏明時?」,這真是讀透了中國歷史的經典之言。我的智慧學識和才氣本領當然不敢、也無法與馮唐、李廣、賈誼、梁鴻這些先賢們相比。他們生活在「聖主」當政的「明時」,也竟然發生了「易老」、「難封」、「屈於長沙」和「竄於海曲」之類「命途多舛」的事。而我呢?我的「聖主」在哪裡?我生活的時代是「明時」嗎?這就難怪我的命運為什麼如此多舛了。

我就這樣無可奈何的從「知天命」之年,經過「耳順」之年和「從心所欲」之年而進入「耄耋之年」。

作為耄耋老人的我,還能有什麼「夢」呢?

健康和長壽毫無疑義的是古今中外老人們共同的「夢」。我當然不會例外。

在「健康長壽」中,我以為第一位的應是「健康」,沒有健康的長壽,毫無意義。我的一位老朋友,老年得了海默爾氏症(即老年癡呆),2007 年我回國後專程到桂林看他,他已「不認識」我。2009 年見到他的時候,他躺在「桂林中醫院」的病床上,連老婆、兒子都「不認識」了,吃東西要人餵,大小便拉在床上。看到他這個樣子,回想起當年他同我在桂林和上海「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時的情景,我非常悲傷。這年冬天,他的家人告訴我,他「走」了,我以為無論對他和他的家人,他的「走」未嘗不是一種解脫。

人活到多老才叫長壽?長壽的極限就是所謂「盡其天年」,即活滿「上天」給自己的年齡。古今中外的許多哲學家和科學家,推算出人的「天年」大致是一百二十歲。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極限年齡和其生長期有關,壽命應當是其生長期的五至七倍,為一百到一百四十歲。美國科學家海爾.弗利克則認為,人的細胞分裂到五十次時,就會出現衰老和死亡。而正常細胞分裂的周期,大約是二點四年,照此計算,人的壽命應為一百二十歲左右。中國《尚書》也說:「一曰壽,百二十歲也。」這當然是對人類「整體」壽命的估算,「個體」的人應該有所差別,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活到一百二十歲左右,才能叫做活到了應該活到的歲數。也就是才算「盡其天年」,這應該是有點科學文化知識的人的共識。

至於個體的人,究竟能不能「盡其天年」?這一方面取決於「先天」的基因,另一方面取決於「後天」的努力。我們現在能做的,只是在「後天」的某些方面下功夫,對於「先天」的基因和「後天」的另外一些方面,卻完全無能為力。那是「上天」和政府管理的領域。這真應了民間「閻王叫你三更死,你無法活到五更天」的說法。

對於長壽,人們經常是矛盾的。許多人因病而四處求醫找藥,但也不斷有人輕生而自殺,它反映了人們對於長壽的矛盾。「生不如死」和「好死不如賴活著」就是對這一矛盾最好的概括。

我在這個問題上同樣有矛盾。最近幾年,在碰到難以克服的困難或十分不如意的時候,我恨不得馬上死掉,這種心態是過去沒有的。但更多的時候,卻是希望多活幾年。我曾幻想科學家發明一種可以自動控制生命的設備,人在「盡其天年」之前,不想活了,按下設備的某個按鈕便死了,想再活過來,就托夢請家人按下另一個按鈕。這當然是癡心妄想,但卻反映了我的某種真實的心態。

也是近些日子,我滋生著越來越嚴重的對死的恐懼,懼怕自己死,更懼怕老妻先我而去。這種心態也是過去沒有的。這是否「暗示」我的生命真的臨近盡頭了?我不知道。妻子經常問我恐懼什麼?我實在難以清楚回答,我一輩子沒有做過什麼大的壞事,當然不怕下地獄受折磨;我也沒有做過什麼大的善事,因而也沒有上天堂享福的奢望。我最怕的其實是孤獨,試設想一下,如果妻子先我而去,把我一個人留在世上,連個吵架的人都沒有,更不用說其他了。如何打發這漫長的日日夜夜?如果我先於妻子而去,一個離開了軀殼的鬼魂,在虛無飄渺的浩瀚宇宙中飄來飄去,永遠見不到親人和朋友,甚至無法聽到他們的聲音,這種孤獨誰能忍受?想到這些,我能不恐懼嗎!

老人的孤獨和寂寞,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是很難理解的。我的兒子以為像我這樣的老人,只要有較好的居住條件,吃得比較滿意,有花不完的零用錢,就是莫大的幸福了。他們奇怪我何以總是愁眉不展,總是「杞人憂天」?我沒有責備他們的意思,我過去也是這樣想我的父母的,只是老了才逐漸懂得他們的心態。老人最需要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滿足,更需要精神生活的充實,或許這才是古代老人津津樂道的所謂「天倫之樂」的真諦。

面對這些矛盾和憂鬱,我該怎麼辦?我不知道。

綜上所述,概括我的一生,無論過去或現在,我的所謂「夢」,都是無可奈何的聽天由命!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