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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一生

母親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在大陸廣東潮安過世的時候,我尚在馬來西亞怡保的一家美國公司工作。因辦理臺胞證費時,未能及時回國奔喪,心中悲痛,難以自己,始終不能釋懷。內人匆匆自美趕回怡保,和大陸弟妹們商議結果,也因為已擇定日期安葬,且土葬為大陸官方所不許,恐生變化,無法久候,只好打消回國奔喪的念頭。

我們故鄉老家在潮安意溪鄉,母親娘家東津鄉,兩者皆位於韓江江畔,相離不遠。外祖父周偉聲公在汕頭經商,家道殷實。母親為庶母所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兄弟姐妹共十一人。母親未上過學堂,以她那個時代,女兒家上學堂的甚少,即使是富有之家的也不例外。倒是母親最小的兩個妹妹,五姨和六姨,便都是師範學院畢業的了。

母親雖為庶母所生,但為外公同樣疼愛。祖父早逝,父親和母親的婚事全由外公作主。外公對選中女婿一事,十分滿意,翁婿感情極為融洽。父親在家鄉工作的時候,有時會陪伴母親回娘家探視外公,每次外公都會在他的小書房款待父親,翁婿互相對酌,給我印象非常深刻。

父親是書香世家,祖父是滿清秀才,父親在廣東中山大學就讀。那時候家鄉能進入大學的,可說是鳳毛麟角。父親結婚時仍在大學就讀,畢業後從軍參加北伐,平定軍閥後,始回家鄉工作。父親從軍的那一段經歷,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絲毫沒有記憶,只是偶然見到一些父親著軍裝的老相片,想像父親當兵時的情形而已。母親性情溫和,待人寬厚,克儉持家。鄉里親戚間,接觸過的人,對她都是讚不絕口的。

父親退伍後,以相當年輕的年紀任職潮安縣教育局長。我那時候已是小學二、三年級,模糊中略有記憶,印象中教育局設在潮安府城中一處滿清遺留下來的舊衙門,大門入口有一處廣闊的院子,後面始為辦公處所。院子兩旁有走廊,廊邊各植大樹,樹上養著一隻繫有小鏈子的猴子。院子最後進有一小廳和房子,父親作為寢室和會客之所。我們孩子有時會在假日進城來看父親,逛逛百貨公司。但多半的時間,是在院子看樹上的猴子玩。

我想那時候是母親最幸福的日子,老家母親寢室中,有一張放大廿四寸的全家福相片。相片裡母親坐在一張靠背的椅子上,父親站在背後,大哥、我和三弟倚在母親身旁。母親年輕的樣子,穿著織錦的夾袍,雍容華貴,臉孔上佈滿了笑靨。這張相片的樣子,一直深刻在我腦海。可惜大陸解放後,父親因政黨不同的關係,人在臺灣,被歸為黑五類。家中所有和父親有關的東西,連同這張照片,都被燒毀了。

父親在教育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卸職後,也曾在浙江的農業改良場和義烏縣政府工作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才又返回家鄉工作。隨著戰火蔓延,潮汕沿海一帶城市已為日軍佔領,母親和我們一家隨父親工作的變動,輾轉在潮州的饒平、豐順等山區偏僻後方,四處遷徙。雖然抗戰期間物資缺乏,生活艱苦,但一家都能守在一起,也算是幸福的日子了。

抗戰八年期間,我們一家兄弟姐妹,已由原來的七人增加至九人了。食指浩繁,公務人員待遇菲薄。父親一生廉潔自持,家中經濟真可說是捉襟見肘了。為求一家溫飽,母親甚至和房東商借了一小塊地,自己種起蔬菜來,這一段時間母親的辛苦可想而知。家中一些雜務和照顧小弟妹的工作,我們這些大一點的孩子,便得負起責任來。記得大妹要幫忙母親,做家中衣服洗濯和晾曬的工作。很多時間,家裡三餐的烹飪工作是我負責的,直到現在廚房的一些雜務,我仍可勝任愉快呢。

這艱苦的家務工作,加上營養不良,母親甚且患胃潰瘍,吐出血來。父親因工作關係,不在家裡,這真嚇壞了我們這些孩子。幸虧房東先生代請了醫生,服了藥後,休養一段時間後始復元,母親此病以後又發作一次。外婆知道這消息後,冒了危險和萬分困難,自己為日軍佔領的汕頭,跋涉到大後方來看母親,給我們帶了許多舊衣服、吃的東西和補品。這真給我們兄弟妹極大的喜樂和安慰。而外婆第二次來探望我們的時候,又把三弟和三妹帶到汕頭去,和外婆住在一起。她是想讓他們過好一點的生活,也好減輕一點爸媽的負擔。

這困苦的日子沒有多久,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八年終於勝利了,我們也回家鄉,過起生活安定和物質上比較豐裕的日子。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時,我正好在饒平鳳凰鄉參加省立金山中學的高中入學考試。被錄取後,只讀了半年,學校便由鳳凰鄉搬回家鄉潮安府城,校址離家不遠,可以住在家裡。父親在勝利後工作順利,大哥已在廣州就讀大學,母親身體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加上心情愉快,身體也好起來了。勝利後這段時間,我們家又加添了兩位弟妹,總共十一人。美好的日子並不長久,很快國共戰爭惡化,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一九四八年,我已高中畢業,考取臺灣大學來臺就讀。一九四九年,父親隻身隨胡璉兵艦,自汕頭撤退來臺灣,留下母親和其他的十位兄弟妹在大陸。

這是我們家最可怕黑暗日子的開始,大陸解放初期,清算鬥爭不斷,接下來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定為黑五類的家庭,在批鬥後掃地出門,這已算是最好的了。大陸和臺灣音訊阻隔,母親和弟妹們的情形,並不完全清楚。父親來臺後,雖然有安定的工作,但他心理惦念家鄉的母親和其他的孩子們,憂念成疾。一九五二年腦溢血病發,很快便去世了,得年五十歲,可說是英年早逝。父、母親感情深厚,為讓母親仍心存一線希望,我沒有告訴母親父親過世的消息。

歲月如梭,四十年過去,兩岸阻隔,在臺灣的我,也已在大學畢業工作一段時間後,結婚成家了。婚後,四個孩子相繼出生,並已開始進入大學。在這一段時間,我持續地經由香港舅父,轉匯款給母親接濟家用。間接地也由舅父從香港的來信中,知道弟妹們的情況。解放開始初期,母親和弟妹們因父親的關係,受盡了迫害和折磨。也許解放初期,管制仍不十分嚴密。我以下的三弟、四弟,大妹、二妹、三妹,皆能考取大學,離開家鄉就讀,畢業後在外地工作,未再受到迫害。最小的弟妹便沒有這麼幸運,成份不好的家庭,考試成績再好,也沒有錄取的機會了。母親在家鄉忍受不了無窮盡的磨難,只好遠走他鄉,到昆明三妹家依附生活。而後再設法輾轉到北京三弟家。三弟時已醫科畢業,在北京任外科主任,專精心臟手術。母親在北京過了一段遠離家鄉,不為人知,較為安定的日子。不久,四妹、小妹、小弟,也都到北京來和母親、三弟在一起。這一段平安的日子,給了母親喘息的機會。沒有多久,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又起,北京掀起對黑五類連根拔起的運動,一時間人人自危。可憐的母親被小弟、小妹的同學檢舉為-外地黑五類的躲亡者,被紅衛兵揪出,押解回原籍廣東潮安受審。三弟無能為力,只好眼睜睜地任由紅衛兵將母親送回家鄉,私下只好打聽母親被解送回鄉的火車班次,通知家鄉的弟妹接車。

回家鄉後的母親,又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這時候祖屋已為外人侵佔,母親和弟妹只好租住一處破舊矮小、只有二間小房子的小屋。屋簷下架設爐灶,作為廚房。而在北京參加紅衛兵的小弟、小妹,在紅潮退後,被迫自動參加上山下鄉運動,到邊遠荒僻的蒙古去落戶。好些年後,才因三弟關係,獲得回北京工作。但是經過了這些年的流浪,也失去了求學的機會了。

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幫被打倒,鄧小平復出,大陸改以經濟生產掛帥,人民生活漸漸改善。一九八六年大陸政策改變,容許廣東省人民到香港去探親和旅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和睽隔三十八年的母親晤面。此時香港舅父已去世,我立刻和在香港的表妹聯繫,由她申請母親晤面,一方面我也辦好香港旅遊的手續。母親由五弟的愛人陪同,先一天抵達香港,我終於和離別將近四十年的母親在表妹家見面。初見面的那一剎那,我熱淚盈眶,激動緊拉著母親的手。母親瘦削的身驅,灰白的頭髮,憔悴的容貌,多年的苦難,使她似乎已失去喜怒哀樂的感覺,一幅茫然恍惚的樣子,叫我憫然心碎。這和三十八年前,我考取臺灣大學,就讀半年後趁寒假的機會回家探親時母親的那種喜悅、那種驕傲的神情,和目下母親的樣子,真有天淵之別了。

在表妹家坐了一會,和母親回到旅社後,慢慢她才略回常態。每天晚上,是我們母子和內人談話的時間。在旅社床上,內人和我分坐兩旁,母親娓娓而談,說起解放初期清算鬥爭的日子。大哥預知父親的身分,一場清算在所難免,家裡有關父親的資料和文件都被銷毀。父親從軍時遺留下,作為紀念的一把手槍,預先丟棄老家門口的大池塘中。但是在批鬥自白時不敢有所隱匿說出此事,幹部非得大哥找出原槍械,始可結案。可憐的大哥,在天寒地凍的冬天,被迫潛入池塘中,打撈三次,始撈出已銹色斑駁的槍械,了結此案。

母親雖也被批鬥,然而父親一生廉潔自持,家中遺留僅祖業老屋二間而已,實在也查不出值錢的貴重東西來,只好罷休。母親對父親在臺灣去世一事,似乎心中明白,只是沒有說出。提起父親時,沒有問起詳細的情形,僅僅說父親能離開大陸到臺灣,沒有受到解放後的磨難,真是「好運氣!好運氣!」。連說了兩次,以後便不再提起了。

說起文化大革命時,在北京被紅衛兵揪出,押送回家鄉的狀況。抵達家鄉後,母親被剃掉一邊頭髮(即是陰陽頭),頸上掛上紙牌,上書母親罪狀(我想大慨是:躲匿黑五類或是牛鬼蛇神吧)。可憐的母親,坐了長途的火車精疲力盡,加上如此的折磨,更是不成人形了。遊街示眾後被棄置街頭,二妹未接到火車,到處尋問,始知人犯已遊街後散去,四處尋找,發現母親蜷縮街角,始帶回家。

和母親在香港晤面的六天期間,白天都陪母親遊覽香港名勝景點、親友邀宴。晚上都要和母親談至十二時已過,母親始肯回房休息。一些往事,母親並不完全清楚。而陪伴母親來港的五弟媳,也並不清楚我們家的情況。只是那時候開放才開始,情形仍未穩定,弟妹被批鬥得如驚弓之鳥,惟恐政治方向一時又轉,來港探親成一罪狀。五弟媳自持身份好,不怕以後會有麻煩。故此,只好由她陪伴母親來香港了。

在港的最後兩天,母親好像又有了煩惱,心神不寧。晚上十二時過後,仍遲遲不肯回房休息,勸她回房去後,片刻又來敲門,問她老人家是不是還有話要說,她總說沒有,只是要再看看我和內人一眼。我只好安慰她,以後會常常到大陸來看她,要她放心。

最後分別的日子終於到來,送她到碼頭候船回汕頭,在依依不捨、千言萬語珍重聲中,內人執著母親的手,正在訴說不能服侍她老人家的歉意。這個時候,旅行團的領隊到來。不一會,領隊吹起集合的哨子,母親瞿然驚起,很快地起身,和其他人排成隊伍,好像一位訓練有素的士兵,一起跟隨著領隊的旗子,向船上走去。我和內人緊跟在後面,不捨地一直搖著手,母親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不再回望。我和內人直至母親消失在船艙裡,才怏怏地回去。

香港晤面後返回臺灣,沒有多久接家鄉弟妹來信,告知母親患老年健忘症,好多事都已記不起來,有時連自己是否已吃過飯都忘了。但是過去的事仍歷歷如新,沒有忘記。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母親健康情形尚好,扶著可以走動。問起香港晤面的情形,她已模糊記不清了。說話聲音很小,幾乎聽不到,就怕被外人聽到會有麻煩。一九九四年二月,我第二次回大陸探親。農曆一月十五日適逢她老人家生日,兄弟姊妹們都自各地趕回家鄉團聚。老人家在子孫簇擁的情形下,過了一個愉快的生日。子女們開玩笑的要她認身旁的人是誰?她老人家機警地回答:「都是我的親人,你們不要考我!」予全家人大笑。九月,母親過世,享壽九十一歲,享壽積潤九十三歲。

綜合母親一生,共生育了十一個子女,每一子女皆親自養育成長,真可說是備極辛勞。母親雖未正式上學,經由自修,已能略識字並書寫簡單書信,實屬不易。母親自和父親完婚後,相敬相愛,生活堪稱美滿。勤儉持家,寬厚待人,極為鄉里親友所讚許,十一個子女,皆能受教育而有成。大陸解放後,因政治環境改變,母親以一善良婦女,飽受迫害苦難,仍能不屈不撓,忍辱負重,至今孫輩皆能有所成,在天之靈,堪應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