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於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在大陸廣東潮安過世的時候，我尚在馬來西亞怡保的一家美國公司工作。因辦理臺胞證費時，未能及時回國奔喪，心中悲痛，難以自己，始終不能釋懷。內人匆匆自美趕回怡保，和大陸弟妹們商議結果，也因為已擇定日期安葬，且土葬為大陸官方所不許，恐生變化，無法久候，只好打消回國奔喪的念頭。

我們故鄉老家在潮安意溪鄉，母親娘家東津鄉，兩者皆位於韓江江畔，相離不遠。外祖父周偉聲公在汕頭經商，家道殷實。母親為庶母所生，姐妹六人中排行第二，兄弟姐妹共十一人。母親未上過學堂，以她那個時代，女兒家上學堂的甚少，即使是富有之家的也不例外。倒是母親最小的兩個妹妹，五姨和六姨，便都是師範學院畢業的了。

母親雖為庶母所生，但為外公同樣疼愛。祖父早逝，父親和母親的婚事全由外公作主。外公對選中女婿一事，十分滿意，翁婿感情極為融洽。父親在家鄉工作的時候，有時會陪伴母親回娘家探視外公，每次外公都會在他的小書房款待父親，翁婿互相對酌，給我印象非常深刻。

父親是書香世家，祖父是滿清秀才，父親在廣東中山大學就讀。那時候家鄉能進入大學的，可說是鳳毛麟角。父親結婚時仍在大學就讀，畢業後從軍參加北伐，平定軍閥後，始回家鄉工作。父親從軍的那一段經歷，我那時年紀太小了，絲毫沒有記憶，只是偶然見到一些父親著軍裝的老相片，想像父親當兵時的情形而已。母親性情溫和，待人寬厚，克儉持家。鄉里親戚間，接觸過的人，對她都是讚不絕口的。

父親退伍後，以相當年輕的年紀任職潮安縣教育局長。我那時候已是小學二、三年級，模糊中略有記憶，印象中教育局設在潮安府城中一處滿清遺留下來的舊衙門，大門入口有一處廣闊的院子，後面始為辦公處所。院子兩旁有走廊，廊邊各植大樹，樹上養著一隻繫有小鏈子的猴子。院子最後進有一小廳和房子，父親作為寢室和會客之所。我們孩子有時會在假日進城來看父親，逛逛百貨公司。但多半的時間，是在院子看樹上的猴子玩。

我想那時候是母親最幸福的日子，老家母親寢室中，有一張放大廿四寸的全家福相片。相片裡母親坐在一張靠背的椅子上，父親站在背後，大哥、我和三弟倚在母親身旁。母親年輕的樣子，穿著織錦的夾袍，雍容華貴，臉孔上佈滿了笑靨。這張相片的樣子，一直深刻在我腦海。可惜大陸解放後，父親因政黨不同的關係，人在臺灣，被歸為黑五類。家中所有和父親有關的東西，連同這張照片，都被燒毀了。

父親在教育局工作了一段時間卸職後，也曾在浙江的農業改良場和義烏縣政府工作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抗日戰爭開始，才又返回家鄉工作。隨著戰火蔓延，潮汕沿海一帶城市已為日軍佔領，母親和我們一家隨父親工作的變動，輾轉在潮州的饒平、豐順等山區偏僻後方，四處遷徙。雖然抗戰期間物資缺乏，生活艱苦，但一家都能守在一起，也算是幸福的日子了。

抗戰八年期間，我們一家兄弟姐妹，已由原來的七人增加至九人了。食指浩繁，公務人員待遇菲薄。父親一生廉潔自持，家中經濟真可說是捉襟見肘了。為求一家溫飽，母親甚至和房東商借了一小塊地，自己種起蔬菜來，這一段時間母親的辛苦可想而知。家中一些雜務和照顧小弟妹的工作，我們這些大一點的孩子，便得負起責任來。記得大妹要幫忙母親，做家中衣服洗濯和晾曬的工作。很多時間，家裡三餐的烹飪工作是我負責的，直到現在廚房的一些雜務，我仍可勝任愉快呢。

這艱苦的家務工作，加上營養不良，母親甚且患胃潰瘍，吐出血來。父親因工作關係，不在家裡，這真嚇壞了我們這些孩子。幸虧房東先生代請了醫生，服了藥後，休養一段時間後始復元，母親此病以後又發作一次。外婆知道這消息後，冒了危險和萬分困難，自己為日軍佔領的汕頭，跋涉到大後方來看母親，給我們帶了許多舊衣服、吃的東西和補品。這真給我們兄弟妹極大的喜樂和安慰。而外婆第二次來探望我們的時候，又把三弟和三妹帶到汕頭去，和外婆住在一起。她是想讓他們過好一點的生活，也好減輕一點爸媽的負擔。

這困苦的日子沒有多久，一九四五年，對日抗戰八年終於勝利了，我們也回家鄉，過起生活安定和物質上比較豐裕的日子。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時，我正好在饒平鳳凰鄉參加省立金山中學的高中入學考試。被錄取後，只讀了半年，學校便由鳳凰鄉搬回家鄉潮安府城，校址離家不遠，可以住在家裡。父親在勝利後工作順利，大哥已在廣州就讀大學，母親身體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養，加上心情愉快，身體也好起來了。勝利後這段時間，我們家又加添了兩位弟妹，總共十一人。美好的日子並不長久，很快國共戰爭惡化，國民政府退守臺灣。一九四八年，我已高中畢業，考取臺灣大學來臺就讀。一九四九年，父親隻身隨胡璉兵艦，自汕頭撤退來臺灣，留下母親和其他的十位兄弟妹在大陸。

這是我們家最可怕黑暗日子的開始，大陸解放初期，清算鬥爭不斷，接下來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定為黑五類的家庭，在批鬥後掃地出門，這已算是最好的了。大陸和臺灣音訊阻隔，母親和弟妹們的情形，並不完全清楚。父親來臺後，雖然有安定的工作，但他心理惦念家鄉的母親和其他的孩子們，憂念成疾。一九五二年腦溢血病發，很快便去世了，得年五十歲，可說是英年早逝。父、母親感情深厚，為讓母親仍心存一線希望，我沒有告訴母親父親過世的消息。

歲月如梭，四十年過去，兩岸阻隔，在臺灣的我，也已在大學畢業工作一段時間後，結婚成家了。婚後，四個孩子相繼出生，並已開始進入大學。在這一段時間，我持續地經由香港舅父，轉匯款給母親接濟家用。間接地也由舅父從香港的來信中，知道弟妹們的情況。解放開始初期，母親和弟妹們因父親的關係，受盡了迫害和折磨。也許解放初期，管制仍不十分嚴密。我以下的三弟、四弟，大妹、二妹、三妹，皆能考取大學，離開家鄉就讀，畢業後在外地工作，未再受到迫害。最小的弟妹便沒有這麼幸運，成份不好的家庭，考試成績再好，也沒有錄取的機會了。母親在家鄉忍受不了無窮盡的磨難，只好遠走他鄉，到昆明三妹家依附生活。而後再設法輾轉到北京三弟家。三弟時已醫科畢業，在北京任外科主任，專精心臟手術。母親在北京過了一段遠離家鄉，不為人知，較為安定的日子。不久，四妹、小妹、小弟，也都到北京來和母親、三弟在一起。這一段平安的日子，給了母親喘息的機會。沒有多久，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又起，北京掀起對黑五類連根拔起的運動，一時間人人自危。可憐的母親被小弟、小妹的同學檢舉為－外地黑五類的躲亡者，被紅衛兵揪出，押解回原籍廣東潮安受審。三弟無能為力，只好眼睜睜地任由紅衛兵將母親送回家鄉，私下只好打聽母親被解送回鄉的火車班次，通知家鄉的弟妹接車。

回家鄉後的母親，又過了一段艱苦的日子。這時候祖屋已為外人侵佔，母親和弟妹只好租住一處破舊矮小、只有二間小房子的小屋。屋簷下架設爐灶，作為廚房。而在北京參加紅衛兵的小弟、小妹，在紅潮退後，被迫自動參加上山下鄉運動，到邊遠荒僻的蒙古去落戶。好些年後，才因三弟關係，獲得回北京工作。但是經過了這些年的流浪，也失去了求學的機會了。

經過文革十年浩劫，四人幫被打倒，鄧小平復出，大陸改以經濟生產掛帥，人民生活漸漸改善。一九八六年大陸政策改變，容許廣東省人民到香港去探親和旅遊，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和睽隔三十八年的母親晤面。此時香港舅父已去世，我立刻和在香港的表妹聯繫，由她申請母親晤面，一方面我也辦好香港旅遊的手續。母親由五弟的愛人陪同，先一天抵達香港，我終於和離別將近四十年的母親在表妹家見面。初見面的那一剎那，我熱淚盈眶，激動緊拉著母親的手。母親瘦削的身驅，灰白的頭髮，憔悴的容貌，多年的苦難，使她似乎已失去喜怒哀樂的感覺，一幅茫然恍惚的樣子，叫我憫然心碎。這和三十八年前，我考取臺灣大學，就讀半年後趁寒假的機會回家探親時母親的那種喜悅、那種驕傲的神情，和目下母親的樣子，真有天淵之別了。

在表妹家坐了一會，和母親回到旅社後，慢慢她才略回常態。每天晚上，是我們母子和內人談話的時間。在旅社床上，內人和我分坐兩旁，母親娓娓而談，說起解放初期清算鬥爭的日子。大哥預知父親的身分，一場清算在所難免，家裡有關父親的資料和文件都被銷毀。父親從軍時遺留下，作為紀念的一把手槍，預先丟棄老家門口的大池塘中。但是在批鬥自白時不敢有所隱匿說出此事，幹部非得大哥找出原槍械，始可結案。可憐的大哥，在天寒地凍的冬天，被迫潛入池塘中，打撈三次，始撈出已銹色斑駁的槍械，了結此案。

母親雖也被批鬥，然而父親一生廉潔自持，家中遺留僅祖業老屋二間而已，實在也查不出值錢的貴重東西來，只好罷休。母親對父親在臺灣去世一事，似乎心中明白，只是沒有說出。提起父親時，沒有問起詳細的情形，僅僅說父親能離開大陸到臺灣，沒有受到解放後的磨難，真是「好運氣！好運氣！」。連說了兩次，以後便不再提起了。

說起文化大革命時，在北京被紅衛兵揪出，押送回家鄉的狀況。抵達家鄉後，母親被剃掉一邊頭髮（即是陰陽頭），頸上掛上紙牌，上書母親罪狀（我想大慨是：躲匿黑五類或是牛鬼蛇神吧）。可憐的母親，坐了長途的火車精疲力盡，加上如此的折磨，更是不成人形了。遊街示眾後被棄置街頭，二妹未接到火車，到處尋問，始知人犯已遊街後散去，四處尋找，發現母親蜷縮街角，始帶回家。

和母親在香港晤面的六天期間，白天都陪母親遊覽香港名勝景點、親友邀宴。晚上都要和母親談至十二時已過，母親始肯回房休息。一些往事，母親並不完全清楚。而陪伴母親來港的五弟媳，也並不清楚我們家的情況。只是那時候開放才開始，情形仍未穩定，弟妹被批鬥得如驚弓之鳥，惟恐政治方向一時又轉，來港探親成一罪狀。五弟媳自持身份好，不怕以後會有麻煩。故此，只好由她陪伴母親來香港了。

在港的最後兩天，母親好像又有了煩惱，心神不寧。晚上十二時過後，仍遲遲不肯回房休息，勸她回房去後，片刻又來敲門，問她老人家是不是還有話要說，她總說沒有，只是要再看看我和內人一眼。我只好安慰她，以後會常常到大陸來看她，要她放心。

最後分別的日子終於到來，送她到碼頭候船回汕頭，在依依不捨、千言萬語珍重聲中，內人執著母親的手，正在訴說不能服侍她老人家的歉意。這個時候，旅行團的領隊到來。不一會，領隊吹起集合的哨子，母親瞿然驚起，很快地起身，和其他人排成隊伍，好像一位訓練有素的士兵，一起跟隨著領隊的旗子，向船上走去。我和內人緊跟在後面，不捨地一直搖著手，母親頭也不回地向前走去，不再回望。我和內人直至母親消失在船艙裡，才怏怏地回去。

香港晤面後返回臺灣，沒有多久接家鄉弟妹來信，告知母親患老年健忘症，好多事都已記不起來，有時連自己是否已吃過飯都忘了。但是過去的事仍歷歷如新，沒有忘記。一九八九年我第一次回大陸探親，母親健康情形尚好，扶著可以走動。問起香港晤面的情形，她已模糊記不清了。說話聲音很小，幾乎聽不到，就怕被外人聽到會有麻煩。一九九四年二月，我第二次回大陸探親。農曆一月十五日適逢她老人家生日，兄弟姊妹們都自各地趕回家鄉團聚。老人家在子孫簇擁的情形下，過了一個愉快的生日。子女們開玩笑的要她認身旁的人是誰？她老人家機警地回答：「都是我的親人，你們不要考我！」予全家人大笑。九月，母親過世，享壽九十一歲，享壽積潤九十三歲。

綜合母親一生，共生育了十一個子女，每一子女皆親自養育成長，真可說是備極辛勞。母親雖未正式上學，經由自修，已能略識字並書寫簡單書信，實屬不易。母親自和父親完婚後，相敬相愛，生活堪稱美滿。勤儉持家，寬厚待人，極為鄉里親友所讚許，十一個子女，皆能受教育而有成。大陸解放後，因政治環境改變，母親以一善良婦女，飽受迫害苦難，仍能不屈不撓，忍辱負重，至今孫輩皆能有所成，在天之靈，堪應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