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是我的第八個本命年。我七、八歲時軍閥混戰，山東的孫傳芳打進浙江，盧永祥大敗。我們逃難倒上海，住進一個棉花倉庫的樓上；同齡男孩在棉花包堆裡捉迷藏，很開心。軍閥停戰，我們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回到杭州，那知進入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口號的時期，我親眼目睹一個一個腦袋掛在龍翔橋柳樹上那木籠子裡，至今印象深刻！
1931 年是我的第一個本命年
我在上海唸小學，發生「九一八事變」，我作文大罵「不抵抗主義」。第二年一月，十九路軍淞滬抗日戰爭，滬杭鐵路中斷，我正回杭州過寒假，無法去上海，就在杭州跳了半年上安定中學初中一年級；所以我小學沒有畢業。在初中二年級時，看到《大眾科學》上有張「真空管道車想像圖」，我覺得那速度太快，人受不了，造價太高，我要造另外一種高速車。高中我又回到上海，進光華大學附中，正是大家唱《松花江上》的時代。青年人抗日情緒高漲，軍訓天天講要抗日。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發動「八一三上海戰役」。我們的學校被炸毀，後來在上海租界內租了房子復課，半年畢業。在這半年內，我在物理課中學到「螺線管」時，回家做電動門插銷玩。有次做實驗時，剛一通電意外切斷了，那螺線管內的插銷一下子飛出很遠。我想這個衝力可以做為我想著那種高速車的動力，也可作無煙高射砲打日本正轟炸著中國的飛機，就一步一步擴大規模，稱它為「飛車」。這時父親叫我去一家絲綢工廠實習，準備跟我堂兄去越南辦絲綢廠，同時學法文。半年後，上海租界局勢穩定，我堂兄不去越南了，我就進了大同大學電機系。在租界辦學校，日本兵不進去，還平安過了三年半。大學裡大家唱《五月的鮮花》，抗日氣氛很濃。但是日本轟炸了珍珠港後，馬上占領所有的租界，過橋要向站崗的日本兵九十度鞠躬，如果不是九十度，就一個耳光，要是你反抗，馬上拿他槍上的刺刀把你刺死，野蠻屠殺，毫無人性。我又是只差半年就畢業了，卻失學了。幾個月後，讓我們在家寫出畢業論文，就算畢業了。小學、中學、大學我都沒有正式畢業，也就我這一同期的學生，全都受日本侵略之害，實在是夠特殊的。在大學時，我一直做著「飛車」實驗，請教老師，他沒表示鼓勵，卻說「你可以做」，我就大膽擴大實驗。1940 年，寫了一篇《飛車夢》的報告發表在校刊上。
1943 年是我的第二個本命年
我花了兩個月，坐火車、卡車、架子、步行、乘小船，好不容易從上海到了重慶。在經過河南時，有塊地上幾棵小樹的葉子和樹皮全沒有了。看到一群難民成排蹲著前進，在他們前面，地上有稀疏綠色，他們過去後就完全黃色了，他們是在挖草根吃。再走一段後，有人在挖白色的土往嘴裡送。就在不遠，有人死在地上，肚子特別鼓，是吃「觀音土」拉不出來漲死的！進到安徽後，有天剛進一個小縣城，碰到一小隊憲兵，押著三個穿軍服但沒有軍帽肩章、被五花大綁的犯人，路人說那個高個子臉色較白的是連長，另一個壯實的是他勤務兵。這天早晨他們去搶商店，還把老闆殺了，所以要槍斃了。我們跟著前去，慢了一點，趕到時只見三個犯人已倒地，但那壯實的還動了一下。那行刑班長拿著木殼槍走到他身邊，補上三槍，不動了。我們中間年齡最小的一個，見到一灘紅白相間的腦漿灑在地上那慘不忍睹的場面，竟暈倒下來！
我到重慶是想進兵工廠，做武器彈藥打日本鬼子，沒想到所有的兵工廠都在裁員，只好進四川榨油廠，天天值晚班，管四台榨油機。名為管那電機維修，實際上那麼大的電機，根本壞不了。可是當時重慶差不多每晚半夜都停電，一停電，趕緊要把榨機用人力倒轉，將榨機內那已經烤熟的菜籽退出來，否則時間一長，菜籽變成硬餅無法取出來，就毀了榨機，那可了不得。因此，我每晚值班，主要工作就是一停電趕快拿電石氣燈上來，指揮每台榨機的五個工人，使勁將榨機倒退出來。有一天，一個工人清早來上班，敲門猛了點兒，警衛嫌他來的太早起了衝突，所有警衛一起痛打了這個工人。他住進醫院療傷去了，我值班可就忙了，因為本來一台榨機五個工人各有分工，現在少了一個人，我得臨時調度，讓四台榨機都能正常運轉，一班八小時，可把我忙壞了。有時值白班的工程師孩子生病，要帶孩子去看病，請我替他值半天班，我總是承擔。這樣幹了七、八個月，教育部招考第一屆自費留學，我去考了，居然錄取；於是趕快寫信向上海母校索取四年成績單、畢業證書、校長推薦信（其實我畢業時根本沒有發畢業證書，那是他們臨時開的證書）。等我收到，趕快寄給美國八個名校，居然一個一個都發來准入證書，於是辦護照、檢查身體、打預防針。正要去簽證，總裁命令：「一律不許出國。」
為什麼？這要從頭說起：自費留學考試，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叫「第一屆自費留學」，和第二屆大不同（總共只有兩屆），所以是非常特殊的唯一的一屆。1943 年 8 月，八百多人參加考試，筆試之後有口試。四位考官，第一位考中文，第二位考英文，第三位考專業也用英文對答，第四位專看儀表一句話不說，這是夠特別的吧。四個月後發榜，錄取三百名，規定必須到中央訓練團受訓合格才能辦出國手續。人人換上軍服，被編成兩個中隊，一個女生獨立分隊，與其他縣長、專員一千多人的十來個中隊同到「復興關」受訓一個月。陳立夫、何應欽、孔祥熙、朱家驊、馮玉祥等都來講課，更多的是政治指導員講抗日救亡策略，唱的是：「太陽、空氣、水，蔣委員長稱它是三寶。」畢業那天，先是對我們全體留學生宣布我們全都是國民黨員了，最後是排好隊，由蔣總裁親自來點名。他手持名冊，走到你面前，點一個名，向你看一下，你舉右手拳頭答：「有。」點名完畢，換上便服裝，每人拿到一張蔣的大照片，寫上「某某同志惠存，蔣中正贈。」這張照片對縣長、專員來講，是升官發財的至寶，他成為總裁的親信啦。可是我們只是為了留學，不得不來受訓，這照片一點沒用。那莫名其妙地成了國民黨員，更是個笑話。可是這種做法，叫美國某教授說：「我們美國不歡迎思想受控制的人入學。」蔣總裁大怒，立刻下令「一律不許出國！」
為了辦理留學，我已辭職，暫時住在老同學的地板上，不許出國了，怎麼辦？只好向教育部請求分配工作。兩個月後，教育部分配我和另一位同樣情況的人去昆明中央電工器材廠，兩人搭該廠從重慶運十二大桶汽油的卡車去昆明。那是一輛汽油車，算是很好的了，當時大多數卡車已經是木炭車了。可是離開重慶不久，就一直拋錨，到貴州一個小鎮，怎麼也開不動了，只好等修車的來修。一等等了一星期，住在唯一的一家小店的光竹板床上，和衣而睡。天天小雨，不到一百米長的路上泥濘不堪，根本出不去。那司機一路上拉「黃魚」，就是來搭車的老百姓，隨便司機要多少錢。有時，卡車十二個大汽油桶上載著滿滿的「黃魚」，所以司機很有錢。可是他每晚住下來就去抽鴉片，很快錢就花光了，要向我們借。當然，那所謂「借」是不可能還的。進入雲南省境，我們兩個帶的錢全部用完了，只好當東西，我當掉一件夾襖，他當掉一隻手錶。再過一天，司機有錢了，請客，邀我們一起大吃一頓。最後總算到了昆明，路上花了十六天。這樣特別的旅行，也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在從重慶去昆明途中，見到幾次「送壯丁」的場面：從農村抓來壯丁，用一根粗繩子綁在壯丁左臂，八、九個人連成一串，由兩個背槍拿鞭子的兵押送去征兵站。那些骨瘦如柴，衣不蔽體的壯丁，都已虛弱不堪，走一程就走不動了，押解的兵就拿鞭子抽打，有的實在不行，倒地就死了。押解的兵就把他丟在路邊，繼續前進，可見那「抓壯丁」是多麼慘無人道。
昆明中央電工器材廠工作了不到兩個月，出國禁令撤銷，我要趕快去辦簽證。1944 年 10 月初，就離開昆明飛到印度加爾各答換成火車到孟買。等船一個月，上美國運兵回國的大船，為了避免德國潛水艇襲擊，繞大圈航行，晚上不許上甲板，因為怕有人抽煙，火光被德國潛艇發現而出事。在海上航行四十九天到達美國西岸，開始留學生活。我先到那發給我准入證的八個學校去了解情況，最後決定進麻省理工學院（MIT）。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這是最大的喜事，我跟著大家步行到波士頓大公園狂歡。日本侵略解除，中國要建設了。中央電工器材廠把我招回，同時從國內派出一批，加上在美國招聘一些，先後總共七十來人到西屋公司實習，準備興建大工廠。1947 年正遇該公司大罷工，就把我們集中上課，他們各部門派人來講課，我們成了兩個月的同班同學。我們在節日與老師們開聯歡會，我們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沒想到這歌後來成了國歌！
以上一段複雜多變的經歷，是我的第「三個本命年」之前的主要內容。
1955 年是我的第三個本命年
我 1948 年回國，在上海電機廠和電纜廠工作半年後，到湖南創辦湘潭電機廠。不到四個月，發不出工資，形成散伙，我到香港姐姐家暫住，研究直線電機。八月回到北京，轉到東北，參加東北工業部電器工業管理局工作。當時俄國人已經把大工廠的機器拆走，而後來住進空廠房的部隊，冬天被包圍，只好將地板、門窗拿來取暖，所以我們首先要修復門窗地板，然後從上海、廣州、重慶、武漢等地調來機器設備，同時訓練技工，快步恢復生產。十月開始抗美援朝，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一面要供應軍火，一面要準備將工廠北遷哈爾濱。偏偏小豐滿一台大發電機的三個大線圈燒毀了，一個命令，限七月底前修復。當時根本沒有設備能加工，一切得從頭幹起。周建南局長組織剛遷到哈爾濱的設計處分析線圈材料成份，分頭設法解決，將這大任務定名為「100 號」，任命我為生產總指揮。這線圈材料全是特殊的，加工設備都要專門設計製造、試用調整與修改，時間實在緊迫。差不多人人都天天加班，甚至幹個通宵。總算在 7 月 30 日，提前一天完成任務。這種模式，效率很高。接下來要試製新產品，就任命我專管新產品試製，連續完成八千千瓦水輪發電機、二千千瓦汽輪發電機。接下來要大規模建新工廠了，成立了設計總局，下設四個設計分局，我成了瀋陽四分局工藝科冷加工技術指導。1961 年，又調我去哈爾濱電工學院當電機系副主任。1962 年又調我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研製印刷電機和力矩電機，那力矩電機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姿態控制的驅動器。那《東方紅》樂曲從太空發放出來的時候，我正躺在醫院治腎盂炎。那力矩電機，是我帶了三個青年到北京微電機廠那小皮平房裏四個月，用小煤餅取暖，試製的第二輪產品。我們本想再做第三輪，可是廠長不同意，因為這不是他們計畫中的任務。我們向航天部門移交時，告訴他們應該怎麼改進，可是後來該衛星回收後展覽，我有幸去參觀，發現他們一點兒都沒有改。更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後，我已調到電信所工作，有次帶幾個青年去北京微電機廠請教別的問題，接待我們的工程師見到介紹信寫的是我的名字，他竟大叫起來說：「你就是朱維衡啊！你幫了我們大忙了，你看這些大廠房、現代化設備、還有那麼漂亮的宿舍，全都是力矩電機賺來的錢。」他馬上拿出來圖紙。萬沒想到，竟就是那份我簽字的老圖，一點兒都沒有改進。[下一篇：本命年（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