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年秋天，社會秩序平靜了，各地都在大談兩派聯合，建立「三結合 」（軍宣隊或工宣隊、原領導幹部、兩派造反派代表的結合）的「革委會」。緊接著便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以群眾專政的方式來批鬥「九種人」，掀起了又一個階級鬥爭的新高潮。實際上，派性沒有解決，兩派都盯著對方有「政治歷史、出身、作風」等問題的人，有的單位還出現「對等揪鬥」的現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有些被揪鬥的物件也就成了派性的犧牲品。

我先生從中學時代起就酷愛文學和創作，早在培英中學讀書時就常發表詩作，因而取筆名為「拜倫」—— 也許是崇拜英國詩人拜倫的緣故吧？後來在部隊教書、在中學當教師，一直堅持業餘創作，筆耕不絕，寫作成了他生活的第一需要。

文革初期，他想：「文化革命」，顧名思義，又是要審查文化人嘛，自己胸懷坦蕩，紅心向黨，沒什麼可怕的，便主動交出十幾年在報刊雜誌的詩作、散文剪貼合訂本，讓領導審查。

誰知領導懷著什麼樣的鬼胎 —— 也許是為了保自己而抓點稻草好交差吧，專門找了幾位中文「高手」來審查，其中不乏別有用心的人或洩私憤報復者。他們為顯示自己「水準高」，以雞蛋裡挑骨頭的方式而將詩文歪曲，無限上綱，離題分析，亂扣帽子。極盡誣衊之能事，真令人啼笑皆非！如：將歌頌古巴革命題為《芭蕉園的怒火》一詩分析為「宣揚戰爭的恐怖」；《他與共和國同年》一詩被解釋為「誣衊新中國」；本來是歌頌誠實和謙遜品德的《大海和小溪》的散文詩，被顛倒黑白斥為「為右傾機會主義鳴冤、翻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並冠以「九種人」以外的什麼「黑秀才」、「三家村小夥計」、「漏網右派」等大帽子。

一連串的大字報將所謂「毒草」公佈出來，同時也就把他關進了「牛棚」，和被稱為走資派、國民黨殘渣餘孽、地富反壞右等「牛鬼蛇神」的人關在一起。進了牛棚，自然也就被剝奪了人身自由，由造反派組織群眾專政，看守他們。「牛鬼們」除不准回家、天天參加各種體力勞動外，便是寫檢查交待、接受批判鬥爭，排隊向毛主席塑像請罪，連最起碼的民生問題 —— 吃飯，也要等大家吃完後才排著隊依次進入食堂去，常因所剩飯菜不多而饑腸轆轆。繁重的體力勞動，加上饑餓兼精神折磨，怎受得了？幸好，我們家就住在學校宿舍，於是就弄些紅燒肉、回鍋肉、榨菜肉絲送去，誰知沒送幾次，守護「牛鬼」的人就說：「不要送肉菜來了，這樣對他改造沒好處！」真荒謬，難道吃幾片豬肉就不能「改造」？一定要「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才能脫胎換骨改造」？這是什麼邏輯？我實在不明白，反駁道：「就是關在監獄的犯人也是允許家屬送吃送穿的呀！」後來，我就送泡菜、鹹菜。自製榨菜，他們也就無話可說了。

突然，有一天，一群造反派押著先生闖進了家門，大聲吆喝著，叫他把自己的東西和文稿通通搬出來，清查一通後，又叫把其餘的箱子、櫃子打開 —— 我明白，他們是嫌交上去的文章還找不出夠分量的「罪狀」。好在，在先生進牛棚時，我擔心節外生枝，早就狠心把他幾本日記（從中學到工作近二十年的日記）和朋友的來往信件全都燒毀了……現在想起來真覺可惜，毀掉了許多創作素材！—— 造反派們翻箱倒櫃時還申明說：「把存摺和值錢的東西收好，免得弄丟了怪我們！」好像說他們抄文稿是「文明抄家」，並非是打劫錢財。可是，當他們要求打開我母親的衣箱檢查時，我就忍無可忍了：「你們抄他的文稿，難道還要抄他岳母幾十年前的陪嫁箱子？」他們看我不願讓抄，就更覺可疑，想像裡面一定有什麼「鋼鞭」材料，就更是要抄。此時那容講道理呢？我母親也開通，一邊開箱，一邊說：「看吧、看吧！看有沒有啥子黑材料？」他們亂翻一氣，吵嚷一通，什麼稻草也沒撈著，只好隨便抓了些報紙和書本溜走了。

在那紅色恐怖的歲月，中國無一片淨土。論武鬥，重慶比廣州嚴重；論抄家，重慶卻望塵莫及。我家公在廣州是名醫，廣東省痲瘋研究所主任，曾於抗美援朝時任醫療手術隊隊長，服務於北方的志願軍醫院。只因兩位子女僑居美國，便有「裡通外國」之嫌，全國學生大串聯時，鄰居的紅衛兵與北京 101 中學南下串聯的紅衛兵勾結，以破「四舊」為名，於夜晚公然破門入屋，手持棍棒，勒令年邁的公公打開保險櫃，大肆搜劫，搶去兒女從美國寄來的僑匯、家人所有的金玉首飾及名貴古董等。他們的行動並沒經派出所同意批准，全部中飽私囊。八十年代落實政策，誰也查不清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從我親身經歷的這些事件中，不難看出，為什麼文化大革命被認為是一場「空前的大浩劫」了。

人生一世，要過幾十、上百個中秋節，但不都是大團圓、充滿歡樂的。正如蘇軾詞中所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我經歷的中秋節也是如此。幼年時因家窮，中秋節能吃上芝麻冰糖餡的小月餅，就心滿意足了，睡覺時心裡也是樂滋滋、甜蜜蜜的。成年後工作在外，遠離家門，中秋節時會想念親人及童年吃芝麻冰糖餡月餅的甜蜜滋味。

我的老家重慶在文革初期，產生了「革」與「保」對立的兩大派，遍街貼滿了大字報。被稱為保皇派的紅衛兵學生，為了反駁造反派的謬論和謠言，連續幾夜通宵炮製、抄寫大字報並油印傳單。中共重慶市委領導見他們肚餓沒夜宵吃，就調運了大批芝麻小月餅犒勞他們。不知怎麼走漏了風聲，被造反派揭露了出來，「吃月餅」就成了保皇派的代名詞。街頭大字報這樣寫道：「麻兒麻，滿地爬，見到市委喊爸爸！」以後「麻兒」、「麻子」竟變成了罵保皇派的貶義詞，流傳了十幾年。那時許多人都怕提到「吃麻餅」了。

不久重慶兩大派對立大打出手，我先生任教的學校成了一派武鬥的指揮部，炮火連天，流彈誤殺誤傷了許多過往行人，學校教師紛紛被迫逃離校園，我們全家也於中秋節前逃往先生老家廣州。倉促間，無食品可帶，就在火車站隨便買了些芝麻小月餅。逃難的人太多，車上膳食、開水供應也不正常，只好在停站時跑到月臺上接些自來水，咬著麻餅填肚子。那樣的月餅滋味，自然是又苦又澀、難以下嚥的了。「文攻武衛」剛結束，兩派大聯合才開始，我們回到重慶不久，我先生就被當作「三家村小夥計」、「封資修教育路線的反動權威」而關進了「牛棚」，強制勞動改造。我也因受株連日子不好過。在此窘境下，我無法照顧兩個孩子，只好將兒子送入幼稚園，託親友將年邁的母親和半歲的女兒送至廣州祖父母家。八個月後，我先生獲釋，身心尚殘，我只好又像個女丈夫樣獨闖廣州去接母親和女兒回渝。是時又值中秋，忙於啟程趕路，一家人分兩地，哪有心思賞月吃月餅呢？但「每逢佳節倍思親」是人之常情，只好望月興嘆，默唸起「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詞句，祈禱闔家平安。

後來，社會基本上安定下來了，而我家卻不安定。也許是經歷文革的後遺症吧？先是老母癱瘓臥病在床；接著是小女在幼稚園被傳染上肝炎，接回家養病；後在中秋節時又全家（除小女外）染上了紅眼病；不久，我又得了中心性視網膜炎，視力陡降。在那人妖顛倒的荒唐歲月，我看再圓的月亮也是扁的，再亮也是黑麻麻一片，再好吃的月餅也味同嚼蠟。

七五年，「四人幫」掀起了「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到處學北京在街道上組織起大大小小的「向陽院。」所謂「向陽」，就是人人、戶戶都要向著毛澤東這個紅太陽。在向陽院裡，每週定期定時學習，開批判會、評法（家）批儒（家），也就是「四人幫」假借批歷史上的儒家之名，行批周恩來總理之實。後來更具體到批《水滸傳》中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實則影射周恩來 —— 說他是最大的儒，說他搞投降路線？記得在那個中秋月夜，我們家門前的院壩中，坐滿了向陽院內的鄰居，各自舉家出動，擺上自帶的果品糕點。孩子們嬉戲著藏貓貓、吃月餅。大人們靜聽院長宣佈：「今晚一邊吃月餅、一邊批判《水滸傳》中的宋江投降主義路線……」接著是老先生們就自己的理解和依稀記得的歷史知識，講述水泊梁山的故事和宋江的為人。然後，是冷場，靜得只聽見望月的嘆息聲。突然，一位年老的女工站起來說：「不管他宋江是『水虎』還是『老虎』，總之搞投降就要批！」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起來。另一位青年女工急忙站起來說：「對，要把宋江這只『水壺』批倒像『夜壺』一樣臭！」人們更加笑得前仰後翻，有的人笑得把剛嚼到嘴裡的芝麻月餅都噴出來了。其實，大家笑的不只是發言女工的無知，更多的是笑這場人為的鬧劇，這樣的「普及」、「深入」，簡直荒唐得史無前例！

「四人幫」垮台的那個中秋節，才真是大快人心啊！憋了多年的氣得以喘息過來，真正感到「月到中秋分外明」了。當時各處酒鋪將陳年老酒都賣光了，就連我這從不喝酒的人也喝了一瓶櫻桃酒。人們的興致特別好，胃口大增，計畫生產的月餅都不夠供應了。儘管仍是芝麻小餅和五仁月餅，但吃起來就是特別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