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中同學李福生，圓圓的臉、大大的雙眼皮；頭腦聰明，口才極好，多才多藝；是我的象棋啟蒙老師。可惜英年早逝，慘死在「文革」武鬥風潮時的暗殺中。時年十九歲！
我們是瀋陽市第三十一中學初中四班同學，同窗三載。一九六五年中學畢業後，我們的班長，是轉來我們班的留級生，全年級唯一的預備黨員，三科不及格保送到大連海運學校；我雖然學習成績優秀，但因家庭出身等問題政審不合格，未能繼續升學，進工廠當學徒工；李福生考入瀋陽冶金機械學校。
半年多後，文化大革命開始；瀋陽分成三大派：「遼聯」（官派），全稱為遼寧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委員會；「遼革站」（軍派），全稱為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八三一」（民派），全稱為毛澤東思想八三一瀋陽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李福生是「遼聯」派；我在工廠是「八三一」派。
1967 年末的一個星期日，我外出回家，母親對我說李福生來找我，在門洞（我家住的日本樓下中間有個貫通走道）等我。他在門洞裡坐在小木板凳上，手裡彈著我大妹妹的三弦吉他；見面說了幾句話便匆匆離去，未曾想，這就是我們倆最後一面。
李福生生前照
三天後，我在家吃晚飯，我另一個初中同學潘靖宇突然來告之李福生的死訊；來的太突然，一開始還不太相信，放下飯碗趕往李福生家。李福生家裡有很多人，有鄰居、有親屬還有他父母的同事。見我們到來，他母親哭的似淚人，他父親拿出李福生生前的一個大筆記本，裡面全是他大串聯時收集的全國各地方的公車票和一些景點門票，講述著他的過去，我們也不知如何開口安慰他雙親。之後，我們又去過兩次，每次去他父親都會拿出那個大筆記本，重覆著相同的動作、相同的語言，像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我心裡好難受，從此就再沒去過。從李福生家出來後，我們商定第二天去暗殺現場，並通知另一個要好同學韓家志。
第二天早晨，我們三人騎著兩輛自行車（我那時還沒有自行車）去中山廣場（「文革」時改為紅旗廣場）的省衛生廳。當時圍著中山廣場順時針排列著的建築有：市公安局、電子局、省衛生廳、市總工會、瀋陽鐵路公安局、遼寧賓館，這些建築被三大派分別佔據。
到了省衛生廳後面的院門，潘靖宇用力敲大鐵門，過了一會，鐵門上的一個小窗打開露出人臉，問口令和事由，潘靖宇做回答（他和李福生是「冶校」同學並同為「遼聯」派），開門放我們進去；引領我們進入主樓，並告訴我們現場在二樓；到樓梯口發現通往樓上的樓梯已用紅磚砌牆封死，只留了兩個射擊孔。我們問如何上去？告訴我們只能順著樓梯木扶手爬上去，我們照辦。我們來到二樓靠北面轉角的一間辦公室，首先看到在木地板上醒目地用白粉筆勾畫的人形輪廓，頭部位置有腦漿擦拭後的痕跡。室內有一個大辦公桌，一個三人大沙發和兩個單人沙發，大沙發的一端放著一摞書，是李福生睡覺時當枕頭用，沙發前面地上放著一把當武器用的射釘槍；靠北面的雙層窗戶的玻璃下部有兩個貫通的彈孔。
同學向我們講訴了當時的情況：事發時室內三人，當天晚上十時左右，兩個同學坐在沙發上，李福生站在屋中靠窗位置，興致勃勃給兩個同學講故事，突然一聲槍響，李福生撲倒在地；當兩個同學反應過來打開窗戶查看時，看到一輛中吉普車急速駛離。
之後，一個紅衛兵頭頭上來問我們，過一會他們有車要去東北工學院（是「遼聯」的大本營，東北大學的前身），問我們是否同去（李福生的靈堂設在此處）。等我們下樓，車已停在院內；一輛解放牌貨車，車上裝著一捆捆塑膠編織袋，靠車廂前立著兩個花圈。我們把自行車舉上去，隨後登上汽車坐在編織袋上；有兩名懷抱著衝鋒槍的押車人，我不放心的問了一句：「槍保險關了嗎？」他們撿查了一下，點頭示意。汽車駛出院，一路狂奔，途中，行人稀少沒有遇到一輛車。到了東北工學院大門，門兩邊有兩個用編織袋裝沙土壘起的防禦工事；進院下車後告訴我們去的方向。推車走了一會，遠遠望見一棟樓從樓頂用整匹白布垂下的輓聯，上面用黑墨寫著：李福生烈士永垂不朽！
進樓登上頂樓的禮堂，禮堂門兩側立正站著頭戴鋼盔身穿軍服挎著衝鋒槍的禮兵；禮堂內三面環放著花圈，中央放著紫色棺木，上面蓋著一面「遼聯」旗幟。我把旗幟從頭部掀開，露出我熟悉的面孔，他面目安詳，身穿全新軍服，我們查看了屍檢開顱後縫合的痕跡（屍檢報告稱：子彈從後腦下呈四十五度角射入後停留在腦幹中）；我把身上戴的像章取下別在他胸前，蓋上旗幟，退後三鞠躬作最後的告別！
下樓後，潘靖宇提議去醫大二院（「文革」前為高幹醫院，「文革」時被「遼聯」佔據）看望受傷的同學。我們抄近道順著東北工學院後面的路前行，途中碰到一個賣烤地瓜（紅薯）的，我們才感到有些餓了，正準備要買時，突然一聲槍響，聽聲音感覺子彈就在我們頭上方飛過，不敢停留急忙趕路。
到了醫大二院病房，看上去都住滿了，有百十號人。先去看望一個女同學，她截肢了一條腿，拄著雙拐，情緒還算樂觀，說了些寬慰的話，便起身告辭。接著又去男病房看望一個眼睛受傷的男同學，這個同學情緒很低落，剛見面還沒說幾句話，就問我們誰手裡有小鏡子，他說要看看自己的眼睛什麼樣；我還真隨身帶了一個小圓鏡子，當我仔細看他的眼睛時，就沒有勇氣拿出來，因為，我已確定他受傷的眼睛失明無疑；我們都說沒帶鏡子，只能空洞地安慰他說：會好的，別太著急，安心靜養等一些話。接下來的氣氛有些尷尬，匆匆道別離去。
走出醫院，忍不住悲從心來，我同窗好友李福生同學的生命，永遠定格在十九歲的青春年華！病房裡失去一條腿的姑娘和失去一隻眼的小夥子，從此改寫了他們今後的人生軌跡，都成為「文革」政治運動的殉葬品！
第二天，「遼聯」舉行了抬棺抗議大遊行，三天後葬於南湖公園東南角。此事件一直沒有查到兇手，「文革」後不了了之。
下葬後去祭奠過一次。「文革」後再去，一片墳墓沒了蹤影，變成一片荒草地。「文革」中瀋陽武鬥死亡人員，「遼聯」都集中葬在南湖公園東南角，「八三一」都集中葬在北陵公園西北角，「遼革站」分散葬在各處死亡地。「文革」後都夷為平地。全國只有重慶還有一個「文革」墓園完整保留至今。
重慶「文革」墓群，又稱紅衛兵墓園，在重慶市沙坪壩區沙坪公園內西南角，佔地約三千平方米左右，是全國唯一保存完好的「文革」武鬥死難者墓群。根據沙坪公園管理處的資料：1967 年 6 月始至 1969 年 1 月止，墓園裡有一百一十三座墓碑，大多數是合葬墓，最大的合葬墓埋了三十七人，共掩埋有五百三十一人（「文革」武鬥整個重慶約有一千七百餘人殞命，被分散掩埋於重慶市區約二十四處，隨著歲月流轉，這些墓地或被搬遷或被剷除）；其中約四百零四人直接死於「文革」中的武鬥，其餘為被對方派別俘虜殺害和流彈誤殺等原因。此處僅埋葬「八一五」派組織成員；年齡最小十四歲，最大六十歲。
後期在拆除與保護兩種呼聲中，時任重慶市委書記廖伯康提出「三不原則」：不拆除、不宣傳、不開放。留下了能給人反思的重要歷史遺存，彌足珍貴，2009 年被重慶市定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資料：「文革」武鬥死亡二十三點七萬，傷殘七百零三萬。「文革」中受審查二千一百四十四萬，被關押四百二十萬，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二點八萬，以現行反革命罪判死刑十三點五萬，受迫害人數為總人口的九分之一。實際數位遠不止此，與民間統計資料相差甚遠；真實資料只能等到所有檔案解密後方能揭曉（註一、二、三）。
「文革」後，大學的學生領袖大都被捕判刑入獄，而中學的學生領袖和打人、殺人者大都平安無事；只因前者皆為平民出身，後者多為紅二代。
「文革」中的暴行用慘絕人寰、慘不忍睹、罄竹難書來形容毫不為過。雖然「文革」已被否定，但是，因為當前種種不可言說的原因（清醒的人自然心裡都明白），粉飾了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混擾了世人對「文革」的認知；罪惡被人為掩蓋，並沒有得到全面徹底的清算和認真深刻的反省、反思，做成了夾生飯，造成潘朵拉魔盒打開，魔鬼復出，「文革」再現，歷史悲劇重演，人們再次經歷苦難的極大可能性。
希望有一天能建一座「文革」博物館，來記錄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罪惡歷史；警示後人！以史為鑒！鑒往知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