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永遠存在我們心中的賢妻良母
陵蘭離開我們三個多月了，可是每當我在房間裏看到她的遺物或為她歡度晚年而購置的物品，她生前的音容笑貌就會栩栩如生地在我腦際浮現，引起我的無限思念。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我們相識、想愛以及共同生活的六十多年裏，她表現得如此賢慧和完美，她的形象已經深植到我的腦海，成為永不消逝的印象。
記得在我離家參加工作以後，尚未過門的她，就經常去看望、照顧我那患有嚴重哮喘病的母親，讓我能安心地為傷病員服務。成家以後，憑著她的勤勉、節儉，使我們的小家庭得以白手起家，粗具規模。三個兒子出生、成長的年代，先是遇到三年困難時期，孩子們需要的營養極度匱乏；以後又出現十年動亂，正常的師生與人際關係被破壞；還有輕重不等，各類疾病的侵襲。經由她的科學哺育，言傳身教和及時醫治，沒有給孩子們造成太大的影響，在身心上都得以健康成長；學習努力，成績優良，大學畢業後還能來美國深造。
我更不會忘記幾十年來她對我無微不至的體貼和關懷。來美後，1998 年 6 月，我患上頷竇囊腫，需要儘早手術治療。由於等候手術的病人太多，醫生要我在 22 日那天，到門診手術室去等候插入性手術的機會。陵蘭從早晨七點一直耐心地陪著我等到下午四點，才排到了可讓我用的手術臺。然後她又繼續待到晚上八點我手術結束、麻醉清醒、收入病房以後，她才安心地回家休息。
所以當有人說我們老倆口是相依為命，誰也離不開誰時，我覺得準確地說，應該是我離不開她的成分更多一些。這一點用我最近嚴重腰痛的經歷更能清楚地說明。
陵蘭葬禮後次日，我在整理房間時傷了腰部，舉凡躺下、翻身、起床、行走、整理床鋪、準備餐食、洗刷餐具等動作，都會引起我的腰部錘擊般劇痛，需要咬牙、忍痛去完成。而且中、西、民間各種治療腰痛的有效措施全都無效。這樣的劇痛足足持續了七、八個星期，才漸漸有所緩解。這讓我想起三年前我也曾有過類似的腰部劇痛，由於當時陵蘭健在，在她的幫助和照顧下，日子過得不像這次孤軍奮戰那麼艱難。兩相對比，展望未來，很自然地要促使我對她的深切懷念，何況她在工作上還有許多值得我們追憶的事跡呢！
二﹒熱情為兒童及群眾服務
陵蘭在中大醫學院實習時，選的是婦產科專業，但 1953 年初畢業分配到長春醫大後，由於工作需要，單位卻要她改為兒科專業，她欣然接受並立即刻苦鑽研新的專業。一年後，她就已經是一名很稱職的兒科助教了。1955 年 5 月，她有幸到北京市兒童醫院工作，由於她在業務上有了很大提高，1958 年她又被調去加強崇文區兒童醫院。她愉快地服從了調動，工作照樣很積極。那一年冬天，北京市麻疹大流行，她們醫院每天門診量竟達到一千多人次，先後收治患兒 801 例。在她和同事們的努力下，她們那裡的麻疹死亡率處於全市最低水平，因而受到市衛生局的嘉獎。
文化大革命期間，她被調到某市級醫院工作。當時有好多醫生不是趁機泡病號，就是藉口健康欠佳不上夜班。她不僅堅持上夜班，而且多次剛下夜班回來，又被接去搶救病人。那時她患有更年期高血壓和月經過多，我和兒子們看到她這麼勞累都感到心疼，她卻二話不說，披上衣服就走。由於她工作積極，任勞任怨，堅持業務學習，因而受到軍代表在全院大會上的表揚。
文革後，她再被調回崇文區兒童醫院。為了提高醫院的醫療與科研水平，她於 1979 年及 1984 年藉探親的機會，兩次來美國考察兒科，回國後除了匯報、介紹所見所聞外，還參照美國的經驗和國內相關單位合作，研製或改進了一些兒科醫療儀器。如可給小嬰兒供氧的氧氣頭罩，可治療新生兒高膽紅素血症的藍光輻照計，以及可讓低溫新生兒保持正常體溫的自動恒溫器等。此外，她也很重視同行間的學術交流。除了參與《兒科治療學》和《兒科診斷治療學》的分工編寫外，還單獨或與別人合作發表了《新生兒急救》等十餘篇論著。
1988 年 10 月，我倆退休來美，她還是念念不忘要為兒童服務。曾在我們打工的圖書館，主持試開中英雙語的兒童故事會。結果辦得很成功，得到圖書館領導層的支持，成為一個定期的活動，吸引了眾多華裔家長帶著他們的孩子按期前去參加。
1990 年 9 月底，我們遷來 TPT 公寓後不久，為了能為鄰里服務，她擔任了在門廳櫃臺值班的義工，每周兩次，每次兩個小時。由於工作熱情、盡責，多次受到表揚。此外，她還經常為那些不懂醫藥和醫藥英文術語的鄰居解答醫藥方面的各種問題，解決了她們的許多困難。
三﹒堅強地與病魔拼搏
2005 年春天，陵蘭出現上腹痛及黑便等症狀，經由胃鏡觀察與活檢，確診為胃淋巴瘤。這對我們猶如一記晴天霹靂。幸好經過矽谷醫療中心腫瘤科精心設計的八次化療，不僅胃部的腫瘤消失，潰瘍愈合，而且一再的 CT、PET 等檢查均未在身體其他部位發現腫瘤的痕跡。由於她康復迅速，經醫生同意，我們在 2006 年秋天暢遊了西湖，又在 2009 年 8 月為她歡慶了八十大壽，並計劃在 2010 年 4 月中、下旬再到寧波一遊。
可是在出發前，她出現了智力減退、行動遲緩的現象。我們誤認為是常見的老年癡呆症，覺得更應該儘早帶她出去作最後一次遊覽。沒想到她腦部的功能退化迅速，4 月 15 日飛抵寧波，下飛機後，她足足走了二十分鐘才到達離我們五十米之遙的交通車。三天後的傍晚，她更是全身無力，癱倒在床上，坐不起來，這些症狀已非老年癡呆症所可解釋。經請教北京的逖聞學長後，趕緊就近到寧波第一醫院去看急診。經頭顱 CT 檢查，發現胼胝體膝部密度稍高，左側額葉有出血。我立即意識到最大的可能是淋巴瘤復發，腦部轉移，事態極其嚴重。由於陵蘭的醫療檔案和醫療保險都在美國，我們不得不冒腦瘤患者不宜飛行的風險，立即作返美救治的安排，包括請寧波和北京兩家醫院給她採取減輕腦水腫、降低顱內壓的各種措施，以提高飛航途中的安全。
這樣在同行的兩位侄女和小兒子的分段護送下，歷盡艱險，克服了難以想像的困難，終於在 4 月 26 日傍晚，安全回到我們在美國定居的聖荷西市。經矽谷醫療中心急診檢查後，於 27 日凌晨以腦部占位性病變的初步診斷收入病房。進病房後，醫生又為她安排了密集的檢查與會診。經過開顱活檢，最後於 28 日確診為腦部淋巴瘤併發出血，並製定了以放療為主，化療為輔的治療方案。
為了便於她到醫院治療與隨診，擬於 5 月 6 日把她轉到就近的一家護理院去休養。
經過 5 月分十次足量的放療，6 月下旬又開始以靜滴與口服相結合的化療，四周一療程。經過這些治療，8 月分的 MRI 複查顯示腫瘤已有所縮小，10 月分的複查報告更認為看到的是縮小的殘餘血腫。與此同時，她的許多腦部功能，如書寫、記憶、認知、語言等等也逐步有所好轉，並急切地用書寫和語言表示「我想你們每個人」，要「回家去住」。這一切說明她迫切地盼望恢復健康，過正常人的生活，再享受幾年天倫之樂，繼續為群眾服務。她不僅在言詞上表達了這一意願，並且用克服病體殘障，艱難地配合各種治療與檢查，堅強地與病魔拚搏的實際行動來體現這一意願。這是一個曾經為眾多患兒的健康與生命嘔心瀝血的人所應該得到的理想歸宿，也是我們家屬和親友們夢寐以求的願望。作為她最親近和最有實踐條件的家人，我和長子林齊決心代表家族和親友，盡最大的努力來實現這一願望。
由於陵蘭吃不慣護理院的西式餐食，而營養又是癌症治療中的重要環節，我們決定想辦法盡可能讓她吃上她所喜歡的中式飯菜。林齊因為白天要上班，由他負責每天下班後去看媽媽，幫助餵飯，掉換食物或帶一些雞湯、魚湯、湯麵、餃子、小籠包等中國飯食給她吃。我則除了陪伴她所有的治療、檢查、隨診，包攬醫療文書及帳單的管理與處理、有關單位的聯繫和交涉外，還負責每天早上的探視、照顧，並給她送去一份營養豐富的麵湯或含有薏米、紅棗、龍眼的米粥。有時，我們還在周末帶她到餐館去吃她愛吃的豆漿、燒餅、鍋貼、韭菜盒子等等。
經過幾個月這樣的努力，她的病情有了很大的進步。到 2011 年春節前後，她的智力一度曾經恢復到正常水平的百分之八、九十，她甚至可以用長途電話向國內親友報告這一喜訊。運動功能方面，她有時可以自己進食，在別人幫助下穿衣、刷牙。有一次，她竟能在體療護士的幫助下，用助行器一口氣走了一百米。
遺憾的是，這些進步只是表面現象。狡猾的淋巴瘤僅僅在放、化療作用強勁時，暫時地退縮蟄伏；等到這些治療作用減弱或消退以後，它們便又捲土重來。這就是為什麼從 2011 年 3 月分起，陵蘭的病情止步不前，突然倒退，並急轉直下的內在原因。
3 月 20 日一早，我給她送早飯去的時候，赫然發現她表情呆滯，兩眼發直，右側偏癱，不認人、不說話，說明她腦子裏又有了新的病變。經鄰近的 O’Connor 醫院急診處理後，各種體徵漸有好轉，晚餐時能餵她進食，第二天早上更能認人，能點頭示意，能自己進餐。可惜該院只留她治療一天，而回到護理院後，上述表現又漸漸再現。 3 月 30 日矽谷醫療中心腫瘤科來電，說最近的 MRI 和 PET/CT 檢查結果顯示，病人的腦部腫瘤有擴散及向其他部位轉移的跡象，他們決定終止對她的治療與隨訪。
這一切都來得這麼突然，加上原來的護理院護理質量較差，提供的固體食物難以下咽以及負責醫生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只好轉而求助於 Good Samaritan 醫院腦內科專家王偉醫生，他非常同情陵蘭的處境。收入院後，除了輸液，還給她用了激素和肝素，並在她的情況穩定後轉到護理水平較高的 Vista Manor 康護院休養。該院有一位香港來的營養師，專為她設計了易於消化、營養可口的飲食。經過幾天調養，她又能和家人作簡短的交談，氣色改善，偏癱的肢體恢復自主活動，手、腳浮腫也逐漸消退。
不過，所有這些好轉也都是暫時的。此後兩周，她的食慾明顯減退，體重急劇下降。5 月 1 日晚上出現痰喘，吸痰一天後消失，但此後漸漸沉睡不醒，終於在 2011 年 5 月 3 日上午 11 時 10 分永遠地離開了我們。所可告慰的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得到了所能爭取到的最好的醫護照顧，沒有其他痛楚，走得很平靜。
四﹒痛定思痛，總結教訓
陵蘭過早地離開了我們，這是家屬和親友們的極大損失。我們在沉痛悼念她的同時，應該總結她患病、治療中的教訓，以便今後在防癌、抗癌方面有所改進。
1﹒當時胃淋巴瘤的診斷不夠及時，影響治療的遠期效果。陵蘭過去從未得過胃部的慢性疾病，因此在 2005 年 3 月 2 日，她七十六歲的時候出現燒心、食慾減退等癥狀，應該引起接診醫生的警覺。可是他們在排除心臟疾病以後，就主觀地按常見的潰瘍病來處理，不再考慮進一步的檢查、診斷。直到 4 月 20 日，出現黑便，適逢一位輪轉醫生出診，才被加急轉往胃腸科去等候胃鏡檢查。又幸遇一位善心的掛號員看到候查的病人太多，及時把她轉給一位院外專家。這才於 5 月 26 日查上了胃鏡，並得到了確診。但是由於此前的延誤，化療也被順延到 6 月 20 日才開始，距離癥狀出現整整 108 天。其中至少耽誤了 60 天的時間。60 天的時間，足可提高個別瘤細胞發生遠隔轉移，並造成後來在腦部復發的機率。
2﹒胃淋巴瘤化療後未作頭部追蹤，錯過了腦部轉移的及早發現。從陵蘭出現腦部癥狀的時間來推測，約在 2009 年底前後，腦部就已經出現病變。如果在這期間或之前進行頭顱的 MRI 檢查，就能及時發現腦部的早期病變，就會有較好的治療效果。可是腫瘤科在化療告一段落後，直到 2009 年 4 月，只給她做了四次頸部以下的 PET/CT 檢查，從未給她做過頭顱的 MRI 檢查，以致未能及時發現腦部轉移，當然也就談不上早期治療了。
3﹒家屬缺乏腦轉移的基礎知識，延誤了正確的診治。有關醫生的安慰性宣導，以及良好的實際療效，使我們誤以為淋巴瘤是一種比較良性的癌瘤，從未想到它有復發的可能。加上對腦瘤的表現比較陌生，致使我們未能及時將後來的腦功能減退與腦轉移相聯繫，延誤了診治，影響療效，增加病人的痛苦，造成經濟上的巨大損失和護送病人返美救治的極大困難。
4﹒病因分析。在工作與生活環境中可能導致陵蘭罹患淋巴瘤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其中某些非特異性因素值得我們共同警惕：
1）X 射線。作為兒科醫生，陵蘭經常要帶患兒去照胸透，雖有鉛裙等防護工具，但次數多了就難免要受到意外的傷害。
2）病毒感染。在長期、大量的診療工作中，她難免要接觸各種可能引致淋巴瘤的病毒。
3）幽門螺桿菌感染。
4）油漆及新傢俱散發出來的致癌氣體或微粒。
5）包括染髮劑在內的各種美髮用品。
6）電視、電腦、手機、微波爐等的微波輻射。
五﹒改節哀、順變為訴哀、勝變
隨著醫保科學的發展，人類的壽命逐代提高。到了我們這一輩，部分人將可健康地活到九十歲左右，少數人甚至能跨越百歲門檻。健康高壽的耆英，除了可以充分享受人生外，還能更好地發揮餘熱。但是腦淋巴瘤的侵襲，擾亂了我倆的人生規劃。它不僅不讓尚不滿八十一歲的陵蘭實現上述美好願望；而且還在奪走她的生命之前，百般地肆虐和摧殘，讓她不能自如地活動和行走，讓她不能正常地進食和排泄，讓她喪失記憶、認知、說話、思維的能力。雖然在治療中間曾有過短暫的、部分的好轉，但始終沒有脫離半癱瘓、半癡呆的殘障狀態，時間長達一年零一個月之久。其中的煎熬和焦慮是未曾親身感受過、未曾親眼目睹過的人所難以想像的。我對這折磨、害死陵蘭的病魔真是恨透了！假如它是看得見、摸得著，類似被武松打死的那頭吃人老虎，我一定要再打它幾大棍，以洩我心頭之恨。
上面這一段敘述足以說明：我所遭受的深重傷痛是很難用節制的辦法來克服的。就好比治洪水不能「堵」，而要「疏」一樣，失去陵蘭的切膚之痛也必須採用「訴」的辦法來宣洩。只有把她優異鮮為人知的事跡，她在病中所受的磨難和委屈，她對病魔的艱苦拚搏以及我對她的晝夜思念說個夠，講個透，也許才有可能使我心中的哀傷得到些微疏解。這就是為何我要把「節哀」改為「訴哀」的原因。
其次，「順變」一詞也值得推敲。先說變，陵蘭走後我們家從一個溫馨和諧的兩人世界，變成孤苦伶仃的一人天地。過去，我們風雨同舟、相依為命，生活上有什麼問題，互相商量；身體有什麼不舒服，互相照顧。她主內，我主外；她做菜，我蒸飯；她包攬縫補，我專幹粗活…。現在她走了，所有的家務活，都得我一人來承擔。好在飯菜可以請家庭服務員幫忙；急症、意外可打「911」；縫補用我尚未遺忘的外科縫合技術也還湊合；唯一不好辦的是孤獨和寂寞，以及孤寂導致的憂傷，而採用順變的辦法，只會讓這些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是因為順變有安於變故、逆來順受的意思，而這樣做的結果必然使當事者深陷孤寂，加重憂傷以至不能自拔。現實生活中有這樣的活生生的例子。我們不能無視別人的悲慘教訓。為此，我決定改「順變」為「勝變」，用群策群力、豐富多彩的集體生活戰勝以孤獨寂寞、凄涼悲慘為特點的喪偶之變。而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走出斗室，融入群眾，積極參加有益的文、體及社交活動。如在活動中能結交到幾位志趣相投、境遇相似、能體貼助人的好朋友，就不會感到孤獨和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