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07 年 7 月下旬，醫生因我不明原因的急性腹脹而為我進行的 CT 與化驗檢查中，除了發現藥物副作用引起的血磷、血鈣低下導致腸麻痺外，還意外發現我的膽囊裡有一枚小指末節大小的結石。腸麻痺經靜滴鈣、磷等電解質後迅速治癒，膽結石則未予處理。由於此後的六，七年間，膽囊結石一直沒有什麼動靜，要不是後來 它的一次急性發作，我會錯以為可以和它和平共處一輩子。

那次發作，肇因於 2014 年 12 月 5 日的那頓晚餐。當時我勉強吃了三塊平時不愛吃的玉米餅，飯後即覺胃部飽脹不適，經按摩、熱敷均不見效。第二天，愈益加重，下午七點多鐘發展成劍突下絞痛，伴渾身打顫和頻繁的噁心、嘔吐。老伴看我撐不下去，趕緊請保安招來急救車，把我送往矽谷醫療中心急診室。醫生經過簡單的問診和檢查，讓護士給我打上了靜脈點滴，並加了一支鎮痛解痙藥。絞痛迅速緩解。經 CT 檢查，初步考慮為膽石症急性發作，因而再在吊針中加入了抗生素。

收入院後，又做了超聲波、核磁共振及第二次 CT 檢查，由於檢查所見和七年前有所不同，而化驗又提示有明顯的炎症，醫師們曾一度懷疑為急性胰腺炎。

我入院後第三天，病情大有好轉。外科主治醫師 Dr. Stone ，率領她從斯坦福帶來的醫師團隊來查房。她說我的病已確診為膽囊結石，急性膽囊炎，建議做膽囊切除術，問我是否同意？她希望我儘快做出決定，十五分鐘後給她答覆，以便進行下一步安排。我知道他們很忙，寸陰寸金，但切除膽囊不是一件小事，得容我好好想一想。

我首先想到的是：膽囊有儲存、濃縮、調節、排放膽汁的功能，是脂肪消化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器官。八十多年來，它跟著我走南闖北，飄洋過海，無論是艱苦歲月中的粗菜淡飯，還是生活提高後的美味佳餚，它都非常盡職、盡責為我的脂肪消化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只是為了偶然的一次急性發作，就要將其逐出體外，是否決定得太急了一點？能不能讓它帶石再工作一段時間，以觀後效？

繼而一想，又覺得此議不妥。根據膽石症的病理生理知識：膽囊一旦有了結石以後，就有可能滋生出大小不等新的結石；膽囊在收縮，輸出膽汁時，難免會把這些結石也向膽囊管推移。儘管膽囊管的內壁佈滿了螺旋形的瓣膜，橫徑小於膽囊管的結石還是有可能通過這個「瓶頸」，闖入總膽管。如果不幸卡在膽管和胰管的共同出口 上，就會引起膽管阻塞或急性胰腺炎。較大的結石則可能滯留於膽囊管或膽囊頸處，刺激內感受器，引發膽絞痛。我此次發作可能就是這樣引起的。膽囊頸結石在經穴治療或膽道鬆弛劑的作用下可以退回膽囊，但此後 又可捲土重來，引發另一波膽絞痛、膽囊炎。由此可見，膽絞痛緩解後並非萬事大吉，它很有可能再次、三次復發，甚或引發更嚴重的併發症。而 Dr. Stone 的建議，正是為了在病變不太複雜，身體條件比較好的時候，幫我消除體內這一隱患。經過以上分析，我認清了昔日健康膽囊和當今有石膽囊之間的根本區別，以及斯坦福來的外科醫師難得一遇，機不可失，時不再來這個道理，決定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和我的病膽說拜拜。

十五分鐘後，Dr. Stone 聽說我已決定接受他們的建議，非常高興。她伸出右手，翹起大拇指表示讚許，並說手術將借助於腹腔鏡來進行，創傷很輕微。說罷，隨即緊鑼密鼓地去做這方面的安排。

約莫過了半個多小時，有位韓裔的住院醫師跑來告訴我好消息，說是手術已定在第二天，具體時間得看前面的手術何時結束。接著，他又向我詳細解釋手術的好處，手術 將在氣管插管，吸入性全麻下進行，麻醉和手術均有一定的風險等等。如果我還是同意做此手術，則請我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

作為一名退休的外科醫生，我知道麻醉和手術意外在所難免，不過機率很低，我們不能因此不做該做的手術，就好像不能因噎廢食一樣，便毫不猶豫地簽上了大名。

又過了不到一小時，有一位台灣來的麻醉師來看我，見了我就說「林爺爺，您好！」。我入院三天，接觸過二十多位不同族裔的醫護人員，包括一位不會講漢語的 ABC 醫生，都用英語叫我林先生或直呼我的名字。忽然聽到有人用國語如此親切地和我打招呼，同胞情誼，油然而生，心中的高興可想而知。

小伙子不僅懂人情，業務上也很拿手。他聽了聽我的心肺，看了看我的心電圖和護士站電腦裡我的醫療檔案，認為我的體質不錯，對第二天的麻醉充滿了信心，要我放心。

可是第二天中午輪到我手術時，他可能事先已另有任務，麻醉科派了一位印度裔的女麻醉師來接替。當手術室護士為我消毒手術部位的皮膚時，她讓我聞一聞麻醉口罩裡的麻藥，問我有什麼感覺？我覺得這次麻藥和以前聞到過的不一樣，可是沒等我開口回答，就失去了意識，此後的兩個多小時我什麼也不知道，抱括醫師們在我身上所做的操作。

待我恢復意識，但還不十分清醒時，發現我被安放在一輛擔架床上，正由一位護工把我從麻醉恢復室送回病房。我摸到上腹部有幾個地方蓋著紗布，立即意識到：通過腹腔鏡切除膽囊的計劃，在有關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已順利完成，心裡感到非常欣慰。

到了病房，除了見到一直守候在那裡的老伴外，我的大兒子、二兒子夫婦和在中國創業的小兒子留美的太太，也都陸續從灣區各地趕來看我，濃濃的親情，讓我感動不已。由於麻藥沒有退淨，我有點像喝醉酒那樣興奮多語，要不是胳膊上打著吊針，我真想下床來手舞足蹈一番。

不過也幸虧有麻藥的後作用，加上切口小、創傷輕，手術後我的傷口一直不太痛，以至沒有打過一針止痛針或吃過一片止痛藥。

第二天一早，手術組組長 Dr. Carvalho 來查房，她看我各種體徵都很平穩，說我下午即可出院。也就是說，她對她主持的這個手術的安全性有充分的把握，我已無須繼續留院觀察。其實，她的這個決定正中我的下懷，因為我吃不慣醫院裡的西式餐飲，也睡不慣醫院裡的軟床，正巴不得早點回家。

回到家裡，我吃上了老伴為我精心烹製的，合口味、好消化、質與量逐日遞增的低脂營養餐。可能是由於肝膽系統的代償作用，切膽對我的消化似乎沒有什麼影響。這些營養的吸收為我的體力恢復提供了所需的物質與能量基礎。

而在體力復健方面，我返家後的第二天，就開始下床活動，從室內轉圈走動開始，逐漸增加活動量和活動範圍。第四天、第五天，我已能扶著助行器到一、兩個街口外的銀行或郵局去辦事。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我甚至已可到矽谷醫療中心去接受大腸鏡檢查，包括頭一天的腸道準備。這些和以往傳統的膽囊切除術後十至十四天出院，二到三個月完全復原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腹腔鏡切膽，不僅康復迅速，切口長得也好。事後我才知道，這次手術，醫師們只在我的上腹部和右肋緣下做了四個 1–1.2 公分長的小切口，切口皮膚層用可吸收、化學合成的縫線縫合。臨出院時，那位韓裔大夫又叮囑我：切口無須拆線，也不必更換敷料，任其自行癒合、吸收及脫落即可。所以儘管後來切口一度搔癢得厲害，我 一直不敢去觸動它們。大約一個半月至兩個月左右，切口縫線陸續吸收，創口癒合，輔料脫落。更令人驚喜的是術後四個月，我在一次洗澡時發現，右肋緣下的兩 個切口已看不到痕跡，只遺留兩處淡淡的色素沉著；上腹部的兩個切口瘢痕則細如絲線，而且和皮紋重合，不太顯眼。這樣的效果在傳統的切膽手術中是不可能出現的。因為切口長（10 厘米左右）、創傷重，術後必然會遺留一條又長又明顯的瘢痕，反應過度的患者，還有可能形成惱人的瘢痕疙瘩。總之，兩者在這方面也是無可比擬的。[下一篇：胃鏡巧取膽石親歷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