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感言：
「周質平先生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所原中文部主任，終身教授，在海外中文教學界素享盛名。周先生曾到中國講學，在華南師範大學偶遇讀研的小女。課前略顯安靜，小女上前熱情招呼，先生說他有『天上掉下個林妹妹』之感。隨後，便把小女招至麾下，成了他的臂膀。
退休後，周老師筆耕不輟。當我收到女兒轉來的《逝者如斯：我的過往歲月》這篇自傳時，貪婪地一口氣讀到天亮！
周質平先生以平實、坦承、樸素的文筆，絲絲入扣地向我們陳述了一段歷史，可又比以往我們讀的歷史更加生動可信，因為裡面都是他的親身經歷，包含了痛苦、淚水、和百折不撓的堅持。儘管當中有很多『偶然的』故事，但先生總能隨遇而安，從各個平凡的處境中自我救贖，發現其中的樂趣，並收穫了不平凡的果實。
作為讀者，我對此文相見恨晚。」——余國亮

開場：上墳
2024年11月10日，我帶著老妻從上海坐高鐵到蘇州，專程去祭拜葬在蔣墩公墓的父母。我們沒有準備任何祭品、香燭、紙錢。到了公墓的辦事處，說明來由，在他們的指點下，很順利的找到了父母的墓地。那是一個面積巨大的山丘，林立著數不清的墓碑。深秋的江南，有些微寒。偌大的墳地裡，只有我們兩個老人，拾級而上，按著「門牌」，不久就看到了父母的墓碑，墓碑旁，有個新墳，那是五年前過世的二姐。國共內戰，父母去了臺灣，二姐留在上海，骨肉分離近四十年，而今總算團聚了。看著二姐的墓碑，我忍不住又想起了1986年，我和她重逢時，她告訴我的那段經歷。
二姐是我們家裡最坎坷的一個孩子。父母離開上海的時候，她才十三歲，初中還沒畢業，父母突然離去，她頓時成了「孤兒」，跟著大姐和姐夫，在茫茫人海裡，開始了她苦難的一生。文革那幾年，因為家庭「成份」太壞，有被鬥死的危險，大姐在醫界服務，透過關係，讓她佯裝成「瘋人」，住進瘋人院，試圖加以「保護」。院方說，既然是瘋人，我們得用電擊法治療。一個健健康康的二姐，竟被活生生地「治療」成了半瘋！
墓碑下的那罈骨灰，就是從小抱我長大的二姐。
大概多年沒人料理，父母的墓碑斑 駁，有些字已經模糊不清了。但碑石的左下方刻著「孝男」「孝女」的名字，還清晰可辨。我的名字列在最末，我是全家的幼子。幼子今年也七十七歲了。天涯遊子，萬里歸來，拜 祭父母。
我匍匐在墳前，不覺泫然，喃喃自語道：「爹、娘，小胖﹙我的小名﹚帶著媳婦來看你們了。寶寶、乖乖也都結婚了，寶寶還生了個兒子，快上大學了。大姐、二姐、大哥、二哥都在這幾年之內，去了你們那兒。大寶跟我也都退休了，不久全家就可以團圓了。」
1985年，國民黨開放回大陸探親之前，父母就迫不及待地經過香港，回到了上海。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街上連計程車都不多見，生活條件遠不如當時的臺北。但父母義無反顧，離開生活了三十五年的臺北，奔赴上海，找尋失散了三十五年的骨肉。這是親情和故鄉的召喚！在他們的一生中，兩度「連根拔起」：第一次是在中年，由上海去臺北；這次在晚年，由臺北回上海。短短的一生，禁得起幾次這樣的「連根拔起」？寬深的臺灣海峽，終究阻不斷老人的歸思！
次年，我回到上海，去探望父母，第一次見到了分別三十六年的兄姐。初見的剎那，我簡直不能相信，兄姐已風霜老邁如此。相聚的那幾天，我們夜以繼日地談各人的經歷和現況。「三反」、「五反」、「反右」、「三年災害」、「文化大革命」這些都是我在課堂中和美國學生講到的當代中國史，而今從自己兄姐的口中說出，我聽著他們這幾十年來各人的遭遇，不覺淚流滿面，震驚得說不出話來。我不知道應該感覺「慶幸」還是「罪惡」。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是最幸運的，我們都還活著！」兄弟姐妹第一次聚在一起，大姐、二姐是一口上海話，大哥是帶皖北方音的普通話，二哥是地道的東北腔，我是標準的臺灣國語。一家人居然南腔北調，這背後有多少聚散流離！
「三年災害」那幾年，父母從臺北託香港友人，寄了一些麵粉和白糖給在上海的大姐，大姐分了一些給在皖北的大哥。大哥把那些麵粉藏在地底下，半夜拿出來，和嫂子用酒精燈煮一些麵糊果腹。大哥說，若不是那些麵糊，他可 能就見不到父母了。
1990年冬天，大姐從上海打來越洋電話，母親在住家附近過馬路時，不慎遭車輾斃。年近八十的老母，血肉模糊地離開了人世。我立即奔喪回上海，身體一向硬朗的父親，幾天之內，衰老到需人扶持。我想起韋莊《菩薩蠻》裡的千古名句：「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父母以垂暮之年還鄉，依舊不免有斷腸之泣！
母親過世後，大哥把父親接到皖北阜陽與他同住。我在父親過世前半個月，專程去了阜陽，和父親有一周的相處。在那個狹小的病室裡，父子相對，竟沒有多少話語。有一天，護士來診病，我請她換一下父親的床單、被套。我把父親從床上抱起，輕放在一張沙發上，我看父親眼角有些濕潤。這是我和父親一生中，最親近的一次接觸，也是最後一次。「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
二十世紀的戰亂，讓多少中國人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父母在世時，最大的願望就是見到留在大陸的兄姐，而今終於如願了！
站在父母的墳前，看到爹娘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刻在同一塊碑石上。這是我的故土！這是我父母埋骨之所在！還有什麼比這個更真實，更具體！
我們家是大時代裡的一個小悲劇。而我，是這個小悲劇中的倖存者。
和父母那一代相比，我基本上沒有經過戰亂和饑荒。家境雖不富裕，但溫飽無虞，沒有受過凍，也沒有挨過餓。還居然受了完整的教育，出國留學，成家立業。我對養育我的父母，曾經共學共事的師友，懷著無限的感念，回顧我的來時舊路，恰如飛鴻之踏雪泥，微留 爪痕。
上海、香港、臺北
1947年的上海，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就在這一年來到了人世。

我生命的頭四年是在上海度過的。父母的祖籍是寧波，所以我從小說一口帶著寧波腔的「上海話」，這或許是這個城市給我留下的唯一印記了。自幼聽母親講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繁華。雖然，我對幼時的上海已全無記憶，但從母親無數次的追憶中，我對這些地名並不陌生：南京西路、四川北路、余慶坊、外白渡橋、城隍廟、靜安寺、大世界、先施百貨、外灘、江灣等等。七十年代，我在美國開始讀三十年代中國的文學名著，讀到《子夜》，看到茅盾筆下的上海，竟讓我有種莫名的親切。三十年代，周璇曼妙的歌曲，常聽母親哼唱，八十年代，我回到上海，在飯館裡聽到《夜上海》、《何日君再來》，一點不 覺陌生。
1949年帶給我們家的絕不是「解放」，而是骨肉離散。江山易手之際，父親原無「南渡」臺灣的打算。但形勢的轉變，完全在他意料之外。新政府成立一年之後，他的名字已在「勞改」之列。他冒著「九死一生」，在「三反五反」的前夕，由上海經廣州到香港，1951年到了臺北。這段經歷，僅偶爾聽父親提起過，如今回想，只有一個大概的輪廓了。父親到了臺灣，曾幾度被「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請去問話，何以不在1949年之前離開大陸？暗示他有「通匪」之嫌。父親是個所謂「自由主義者」，為國共兩黨所共棄。
母親帶著我和大我兩歲的小哥哥，在父親離去後一年，開始了「千里尋夫／尋父」的跋涉。從上海到臺北，而今只是不到兩小時的飛行時間，在當年卻耗去了一年有餘。從共產黨治下的上海，到英國人治下的香港，再到國民黨治下的臺灣。這跨越的絕不只是羅湖橋和臺灣海峽，而是三個不同的政治體 制，和「漢賊不兩立」的國共兩黨。
母親帶著兩個幼子，從上海到廣州，從廣州到澳門，從澳門偷渡入香港。因申請「入臺證」，在香港停留一年有餘，幾乎成了「難民」。最後在基隆港見到了分散年餘的父親，真是恍如隔世了。大陸的兄姐和臺灣的我們，從此天各一方，有近四十年的隔離！
在這段遷徙流離的歲月中，有一幕永久地印記在一個幼小的心靈裡。那是1952年的冬天，母親帶著兩個五、六歲的孩子，來到了澳門。天黑以後，由偷渡的黃牛把我們帶上了一艘開往香港的貨輪。大約有十幾人躲藏在貨輪艙底的密室中，其中有一個年輕的母親帶著一個出生不久的嬰兒。船在澳門水域航行的時候，艙門是開的，有新鮮空氣進入，當駛入香港水域，船須停下，艙門蓋上，香港水警登輪，搜查有無偷渡客。十幾個偷渡客蜷伏蹲坐在漆黑的密室中。清楚地聽到穿著皮靴的港警，在艙面來回「卡卡卡」地走動。船身顛簸搖晃，加上空氣不通，極不舒服。那個嬰兒突然在此刻哇哇大哭，所有的人都嚇呆了。但哭聲立刻止住。不久艙門打開，船恢復航行。此時那個年輕的母親突然尖叫，嚎啕大哭，原來在港警登輪搜查的短短時間裡，因為驚恐過度，她用手止住了嬰兒的啼哭，由於用力過猛，在自己的懷裡，她活活悶死了這個出生不久的嬰兒。
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從來沒有見過成人如此嚎啕大哭。翻天覆地的偉大革命，在一個孩子的眼裡，只剩下一個年輕的母親，抱著死嬰，無助地嚎啕！這幅悲慘的畫面定格在一個幼小的心靈裡，七十多年過去了，依舊歷歷在目。﹙下篇將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