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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命年(上)

2015 年是我的第八個本命年。我七、八歲時軍閥混戰,山東的孫傳芳打進浙江,盧永祥大敗。我們逃難倒上海,住進一個棉花倉庫的樓上;同齡男孩在棉花包堆裡捉迷藏,很開心。軍閥停戰,我們唱著:「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齊歡唱。」 回到杭州,那知進入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口號的時期,我親眼目睹一個一個腦袋掛在龍翔橋柳樹上那木籠子裡,至今印象深刻!

1931 年是我的第一個本命年

我在上海唸小學,發生「九一八事變」,我作文大罵「不抵抗主義」。第二年一月,十九路軍淞滬抗日戰爭,滬杭鐵路中斷,我正回杭州過寒假,無法去上海,就在杭州跳了半年上安定中學初中一年級;所以我小學沒有畢業。在初中二年級時,看到《大眾科學》上有張「真空管道車想像圖」,我覺得那速度太快,人受不了,造價太高,我要造另外一種高速車。高中我又回到上海,進光華大學附中,正是大家唱《松花江上》的時代。青年人抗日情緒高漲,軍訓天天講要抗日。1937 年 8 月 13 日,日軍發動「八一三上海戰役」。我們的學校被炸毀,後來在上海租界內租了房子復課,半年畢業。在這半年內,我在物理課中學到「螺線管」時,回家做電動門插銷玩。有次做實驗時,剛一通電意外切斷了,那螺線管內的插銷一下子飛出很遠。我想這個衝力可以做為我想著那種高速車的動力,也可作無煙高射砲打日本正轟炸著中國的飛機,就一步一步擴大規模,稱它為「飛車」。這時父親叫我去一家絲綢工廠實習,準備跟我堂兄去越南辦絲綢廠,同時學法文。半年後,上海租界局勢穩定,我堂兄不去越南了,我就進了大同大學電機系。在租界辦學校,日本兵不進去,還平安過了三年半。大學裡大家唱《五月的鮮花》,抗日氣氛很濃。但是日本轟炸了珍珠港後,馬上占領所有的租界,過橋要向站崗的日本兵九十度鞠躬,如果不是九十度,就一個耳光,要是你反抗,馬上拿他槍上的刺刀把你刺死,野蠻屠殺,毫無人性。我又是只差半年就畢業了,卻失學了。幾個月後,讓我們在家寫出畢業論文,就算畢業了。小學、中學、大學我都沒有正式畢業,也就我這一同期的學生,全都受日本侵略之害,實在是夠特殊的。在大學時,我一直做著「飛車」實驗,請教老師,他沒表示鼓勵,卻說「你可以做」,我就大膽擴大實驗。1940 年,寫了一篇《飛車夢》的報告發表在校刊上。

1943 年是我的第二個本命年

我花了兩個月,坐火車、卡車、架子、步行、乘小船,好不容易從上海到了重慶。在經過河南時,有塊地上幾棵小樹的葉子和樹皮全沒有了。看到一群難民成排蹲著前進,在他們前面,地上有稀疏綠色,他們過去後就完全黃色了,他們是在挖草根吃。再走一段後,有人在挖白色的土往嘴裡送。就在不遠,有人死在地上,肚子特別鼓,是吃「觀音土」拉不出來漲死的!進到安徽後,有天剛進一個小縣城,碰到一小隊憲兵,押著三個穿軍服但沒有軍帽肩章、被五花大綁的犯人,路人說那個高個子臉色較白的是連長,另一個壯實的是他勤務兵。這天早晨他們去搶商店,還把老闆殺了,所以要槍斃了。我們跟著前去,慢了一點,趕到時只見三個犯人已倒地,但那壯實的還動了一下。那行刑班長拿著木殼槍走到他身邊,補上三槍,不動了。我們中間年齡最小的一個,見到一灘紅白相間的腦漿灑在地上那慘不忍睹的場面,竟暈倒下來!

我到重慶是想進兵工廠,做武器彈藥打日本鬼子,沒想到所有的兵工廠都在裁員,只好進四川榨油廠,天天值晚班,管四台榨油機。名為管那電機維修,實際上那麼大的電機,根本壞不了。可是當時重慶差不多每晚半夜都停電,一停電,趕緊要把榨機用人力倒轉,將榨機內那已經烤熟的菜籽退出來,否則時間一長,菜籽變成硬餅無法取出來,就毀了榨機,那可了不得。因此,我每晚值班,主要工作就是一停電趕快拿電石氣燈上來,指揮每台榨機的五個工人,使勁將榨機倒退出來。有一天,一個工人清早來上班,敲門猛了點兒,警衛嫌他來的太早起了衝突,所有警衛一起痛打了這個工人。他住進醫院療傷去了,我值班可就忙了,因為本來一台榨機五個工人各有分工,現在少了一個人,我得臨時調度,讓四台榨機都能正常運轉,一班八小時,可把我忙壞了。有時值白班的工程師孩子生病,要帶孩子去看病,請我替他值半天班,我總是承擔。這樣幹了七、八個月,教育部招考第一屆自費留學,我去考了,居然錄取;於是趕快寫信向上海母校索取四年成績單、畢業證書、校長推薦信(其實我畢業時根本沒有發畢業證書,那是他們臨時開的證書)。等我收到,趕快寄給美國八個名校,居然一個一個都發來准入證書,於是辦護照、檢查身體、打預防針。正要去簽證,總裁命令:「一律不許出國。」

為什麼?這要從頭說起:自費留學考試,這是破天荒第一次,叫「第一屆自費留學」,和第二屆大不同(總共只有兩屆),所以是非常特殊的唯一的一屆。1943 年 8 月,八百多人參加考試,筆試之後有口試。四位考官,第一位考中文,第二位考英文,第三位考專業也用英文對答,第四位專看儀表一句話不說,這是夠特別的吧。四個月後發榜,錄取三百名,規定必須到中央訓練團受訓合格才能辦出國手續。人人換上軍服,被編成兩個中隊,一個女生獨立分隊,與其他縣長、專員一千多人的十來個中隊同到「復興關」受訓一個月。陳立夫、何應欽、孔祥熙、朱家驊、馮玉祥等都來講課,更多的是政治指導員講抗日救亡策略,唱的是:「太陽、空氣、水,蔣委員長稱它是三寶。」畢業那天,先是對我們全體留學生宣布我們全都是國民黨員了,最後是排好隊,由蔣總裁親自來點名。他手持名冊,走到你面前,點一個名,向你看一下,你舉右手拳頭答:「有。」點名完畢,換上便服裝,每人拿到一張蔣的大照片,寫上「某某同志惠存,蔣中正贈。」這張照片對縣長、專員來講,是升官發財的至寶,他成為總裁的親信啦。可是我們只是為了留學,不得不來受訓,這照片一點沒用。那莫名其妙地成了國民黨員,更是個笑話。可是這種做法,叫美國某教授說:「我們美國不歡迎思想受控制的人入學。」蔣總裁大怒,立刻下令「一律不許出國!」

為了辦理留學,我已辭職,暫時住在老同學的地板上,不許出國了,怎麼辦?只好向教育部請求分配工作。兩個月後,教育部分配我和另一位同樣情況的人去昆明中央電工器材廠,兩人搭該廠從重慶運十二大桶汽油的卡車去昆明。那是一輛汽油車,算是很好的了,當時大多數卡車已經是木炭車了。可是離開重慶不久,就一直拋錨,到貴州一個小鎮,怎麼也開不動了,只好等修車的來修。一等等了一星期,住在唯一的一家小店的光竹板床上,和衣而睡。天天小雨,不到一百米長的路上泥濘不堪,根本出不去。那司機一路上拉「黃魚」,就是來搭車的老百姓,隨便司機要多少錢。有時,卡車十二個大汽油桶上載著滿滿的「黃魚」,所以司機很有錢。可是他每晚住下來就去抽鴉片,很快錢就花光了,要向我們借。當然,那所謂「借」是不可能還的。進入雲南省境,我們兩個帶的錢全部用完了,只好當東西,我當掉一件夾襖,他當掉一隻手錶。再過一天,司機有錢了,請客,邀我們一起大吃一頓。最後總算到了昆明,路上花了十六天。這樣特別的旅行,也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在從重慶去昆明途中,見到幾次「送壯丁」的場面:從農村抓來壯丁,用一根粗繩子綁在壯丁左臂,八、九個人連成一串,由兩個背槍拿鞭子的兵押送去征兵站。那些骨瘦如柴,衣不蔽體的壯丁,都已虛弱不堪,走一程就走不動了,押解的兵就拿鞭子抽打,有的實在不行,倒地就死了。押解的兵就把他丟在路邊,繼續前進,可見那「抓壯丁」是多麼慘無人道。

昆明中央電工器材廠工作了不到兩個月,出國禁令撤銷,我要趕快去辦簽證。1944 年 10 月初,就離開昆明飛到印度加爾各答換成火車到孟買。等船一個月,上美國運兵回國的大船,為了避免德國潛水艇襲擊,繞大圈航行,晚上不許上甲板,因為怕有人抽煙,火光被德國潛艇發現而出事。在海上航行四十九天到達美國西岸,開始留學生活。我先到那發給我准入證的八個學校去了解情況,最後決定進麻省理工學院(MIT)。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這是最大的喜事,我跟著大家步行到波士頓大公園狂歡。日本侵略解除,中國要建設了。中央電工器材廠把我招回,同時從國內派出一批,加上在美國招聘一些,先後總共七十來人到西屋公司實習,準備興建大工廠。1947 年正遇該公司大罷工,就把我們集中上課,他們各部門派人來講課,我們成了兩個月的同班同學。我們在節日與老師們開聯歡會,我們唱的是《義勇軍進行曲》。沒想到這歌後來成了國歌!

以上一段複雜多變的經歷,是我的第「三個本命年」之前的主要內容。

1955 年是我的第三個本命年

我 1948 年回國,在上海電機廠和電纜廠工作半年後,到湖南創辦湘潭電機廠。不到四個月,發不出工資,形成散伙,我到香港姐姐家暫住,研究直線電機。八月回到北京,轉到東北,參加東北工業部電器工業管理局工作。當時俄國人已經把大工廠的機器拆走,而後來住進空廠房的部隊,冬天被包圍,只好將地板、門窗拿來取暖,所以我們首先要修復門窗地板,然後從上海、廣州、重慶、武漢等地調來機器設備,同時訓練技工,快步恢復生產。十月開始抗美援朝,已經打到鴨綠江邊,一面要供應軍火,一面要準備將工廠北遷哈爾濱。偏偏小豐滿一台大發電機的三個大線圈燒毀了,一個命令,限七月底前修復。當時根本沒有設備能加工,一切得從頭幹起。周建南局長組織剛遷到哈爾濱的設計處分析線圈材料成份,分頭設法解決,將這大任務定名為「100 號」,任命我為生產總指揮。這線圈材料全是特殊的,加工設備都要專門設計製造、試用調整與修改,時間實在緊迫。差不多人人都天天加班,甚至幹個通宵。總算在 7 月 30 日,提前一天完成任務。這種模式,效率很高。接下來要試製新產品,就任命我專管新產品試製,連續完成八千千瓦水輪發電機、二千千瓦汽輪發電機。接下來要大規模建新工廠了,成立了設計總局,下設四個設計分局,我成了瀋陽四分局工藝科冷加工技術指導。1961 年,又調我去哈爾濱電工學院當電機系副主任。1962 年又調我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研製印刷電機和力矩電機,那力矩電機是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姿態控制的驅動器。那《東方紅》樂曲從太空發放出來的時候,我正躺在醫院治腎盂炎。那力矩電機,是我帶了三個青年到北京微電機廠那小皮平房裏四個月,用小煤餅取暖,試製的第二輪產品。我們本想再做第三輪,可是廠長不同意,因為這不是他們計畫中的任務。我們向航天部門移交時,告訴他們應該怎麼改進,可是後來該衛星回收後展覽,我有幸去參觀,發現他們一點兒都沒有改。更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後,我已調到電信所工作,有次帶幾個青年去北京微電機廠請教別的問題,接待我們的工程師見到介紹信寫的是我的名字,他竟大叫起來說:「你就是朱維衡啊!你幫了我們大忙了,你看這些大廠房、現代化設備、還有那麼漂亮的宿舍,全都是力矩電機賺來的錢。」他馬上拿出來圖紙。萬沒想到,竟就是那份我簽字的老圖,一點兒都沒有改進。[下一篇:本命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