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留日，研習農業病蟲害，回國後即服務南京實業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我家除父母親外，尚有兄弟姐妹五人（三女二男），算是七口之家。1933 年，父親忽然調任新創立的實業部上海商品檢驗局，專責檢查外銷茶葉病蟲害，所以我家便須隨父親告別南京，遷家去上海。

南京距上海雖只有四百里距離，但言語和生活習俗相差甚大，南京人講普通國語，上海話卻是吳儂蘇語，兩方人又都不容易互相學習；上海人看南京人是叟頭叟腦，但南京人又說上海人都是滑頭滑腦。初步接觸，似乎互不相容。我家初遷上海，大人和孩子都有不適感覺。

這時我家尚困居在四馬路旅社中，母親忽想起十多年前就學徐家匯啟明女中時，曾結識天主堂堂家西沈桂英及沈桂珍兩姊妹，並拜見過沈母老太太，也曾戲說要拜親媽媽。所以母親便走訪沈府，告知我家正遷居上海。沈家大姐桂英已離家進了修道院，家內正顯得寂靜異常，於是沈母便說該是天主旨意，囑乾女兒回返娘家，歡迎我家借居東廂房，大家一定鬧忙。我家父母無異議，於是我家便開始借居沈府了。大人乾媽媽叫喊聲中，兩家孩子們也都相交的很好，我們便開始學習上海話了。

沈府祖籍該是漕河涇，屬松江縣了，距徐家匯約百里路。沈家醬園是該地百年以上的老店，每年以五百擔黃豆自然發酵製成醬油作整年銷售。1942 年我讀大同大學化工系時，曾受邀去漕河涇參觀沈家醬園。醬園組織有二十多人，二世祖沈懷祖每半年去巡視一次，平常由老職工主持管理。

沈府祖父沈弼公，棄商從政，還做了清朝駐法及比利時兩國公使外交官，民國時代便離職退休，在徐家匯投資發展，包括創立啟明女校、堂家西二百單位教友住宅，以及上海外灘及佘山地產投資等等，造就了徐家匯殷實世家。

沈府住宅便在大群教民住宅尾端，進門先是小橋流水，斜見中門、大內院，中廳後是十睡房，加大廚房、工人儲藏房，兩邊東西廂房，每邊又是五睡房。沈府那時人口除沈母外，二女沈桂珍、二世祖沈懷祖夫婦及孩子五、六人。幫佐人員包括小阿姨管採購及每日日常開支，一對廚師夫婦及園丁父子，都是天主教友出身，長期工作的。

沈府每日早晨必修功課便是跑教堂望彌撒，沈母老太清晨六時率桂珍阿姨及職工小阿姨、廚師夫婦等望早彌散，回來後才忙早餐，二世祖沈懷祖夫婦及小孩們都望八點鐘彌撒。每天陰晴不缺。

沈府出租的教民公寓，雖然月租非常低廉合理，因為有二百單位，每月還是一大筆現金收入。每個租戶都是將現金放在信封內再投入沈府門口信箱，由小阿姨收取管理。教堂地方人士都讚美沈府厚道寬大待人。

沈懷祖是沈弼公自歐洲退休回國才出生，所以年齡上比桂珍阿姨相差十五歲，真是家庭中的小弟二世祖，可是他恰是沈府全部龐大財產唯一繼承人，實實在在舊文化中的二世祖，現代名詞富二代。他有齊全的天主教教育，徐匯中學和震旦大學法文系畢業。婚姻方面又以門當戶對原則，娶了徐家匯中學張校長的女兒，並為沈家生了十二位男女孩子（逢雙都送進了修道院）。

沈懷祖可說是一位典型成功的二世祖，他唯一的奢侈消耗，只是每天一罐「555」牌英國香煙和每晚一大瓶上海啤酒。他性情隨和，有沈母及桂珍阿姨代他主管沈府財政大事，妻子沈張氏成功的帶領著整打孩子，小阿姨主管日常生活準備及教會開支等等，大家相處的非常融洽，真從沒問題需要他勞心傷神。

第一次，1933 年 8 月至 11 月，借住三個月。我家自南京初遷上海，言語及生活環境不適，借住三月後遷入烏鎮路橋自宅。

第二次，1937 年 8 月至次年 7 月，借住了一年。1937 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我家住華界烏鎮路橋，緊急逃難借住沈府。一年後看政府長期抗戰，便先遷返泰興。

第三次，1942 年 8 月至 1946 年 2 月。1942 年美機開始夜襲上海，8 月某日，我家住楊樹浦海州路洋房突遭美機炸彈擊中大門。於是當日便遷出，借助沈府，至 1946 年 2 月父親獲邀赴臺灣大學農學院教書，乃全家遷居臺北，但長期借居沈府近四年之久。

三次返娘家，共借居沈府五年多，沈府待我家的慈惠，實在是萬分銘感難忘的。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逼使美國參加太平洋戰爭。次日，上海日軍便進入並接管英、法租界。

沈府晚間約談了父親，據說他家有一主要保險箱儲存在外灘匯豐銀行。日人進入租界，必定由日本銀行接收匯豐，父親留日多年，精通日文，想請父親明天早晨陪同桂珍阿姨和沈家舅母同去匯豐，最好能將保險箱內全部物品立即取出。當然，父親毫不猶豫立即答應了。

次日晨，三人早早出發了，直待下午四時，都顯得疲乏不堪的回來。並立即奔向沈母房間，向沈母先做報告，在沈母面前都抖出全部保險箱存物，檢點完整無缺，算是大功告成。晚間，沈家邀我家有慶功宴，答謝父親的一番辛勞，桂珍阿姨給大家做了以下報告：

九時前他們三人幫抵達匯豐銀行門口時，已見有日軍站崗，禁止出入。門口佈告說匯豐由日本正金銀行接管，所有業務將停止兩週，準確恢復日期將在報紙上公告。於是眼見華人都閱佈告後逐漸散去。他們三人在銀行外躊躇片刻，我父親說他想和日軍試說一次。他的日文倒把日軍嚇了一跳，日軍回答父親說：你既然能說日語，便自己進銀行找日人商談好了。於是父親先贏了日本崗位這一關，單獨進入銀行。十分鐘後，父親由日人河石科長陪同出來，再引進桂珍阿姨和沈家舅母同進銀行二樓保險庫房。父親用太極三段法和河石科長商談的。

第一段，先請求讓兩婦人檢視保險箱存物。

第二段， 請求允許兩婦人取出部分財物。

第三段， 再說兩婦人無法當場取決，想允許先將財物全部帶出，三日後再攜返部分財物存放保險箱。

結果河石課長也同意第三段，因為持有人自己的財物可以自己決定，他便無異意准許放行了。於是三人趕緊將保險箱全部財物，儘量都塞進每人每個衣袋內，父親大衣本有兩個大衣袋，也塞得財物最多，由河石課長禮貌地送出銀行門外；該是河石破例的在那天做了一件善事。

出了銀行，那時竟找不到一輛乘客汽車，他們只有擠進外灘有軌電車至靜安寺，再換無軌電車至徐家匯，再步行直返家門。真是一路心驚肉跳，恐怕露財發生意外，因此三人竟也忘記午餐了。

慶功宴上，父親謙稱：這該是乾女婿分內該做的事呀！二世祖沈懷祖倒坦白地向大家說他不懂日文，也沒有機智和能量能騙倒日本人。

我的回憶中，自從 1933 年我家至南京遷居上海迄 1946 年離別上海去台灣，在住居上海的十三年中，未付分文房租，又真是我家的虧欠，沈府的慈惠有加。

更沒早預料到的，我去台灣十年後，1956 年又離台北去紐約深造，再在美國成家立業，迄 1982 年才得再返回上海一行，已是分離三十五年後的事了。我向二姐追問沈府的情形，她只告訴我說沈府在新社會主義中受到很大的衝擊，包括全部不動產充公，掃地出門，已修道子女都被逼回俗。而沈母老太、桂珍阿姨、沈懷祖夫婦，均早是故人安葬在佘山天主教墓園。真是夫復何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