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 2006 年 7 月 25 日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吳趼人文章傳世身後蕭條」一文，忽然想起我的祖父。李寶嘉號「伯元」，又自號南亭亭長（公元 1867–1906 年），他與吳研人、劉鶚、曾孟樸並譽為晚清四大小說家，魯迅在民國初期編寫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將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吳研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劉鶚的《老殘遊記》，曾孟樸的《孽海花》，列為「譴責小說」的代表。其實我沒見過李伯元，他也非我父親李祖佺的生父，只緣當年（1906 年）他在上海去世，靈柩運回常州老家安葬時，由他的堂兄，亦即我的親祖父李寶章將他的第十子年僅十二歲的祖佺，繼嗣給李伯元作為孝子。

李家是個大家族，查閱李氏家譜，源出於唐朝宗室昭王第二子李京之後。其中一支，清初從安徽歙縣遊學來常州，即落籍於此，之後子孫繁衍，成為大族。我太祖文詰係清嘉慶丁卯舉人，咸豐年間因常州兵燹，全家避難山東，其次子鍚琨道光辛巳恩科舉人，次子翼清；幼子錫琦年二十九殤，遺有一子翼辰，即李伯元之父，伯元出生在山東，年僅三歲喪父，孤兒寡母，寄居於伯父翼清家（號念仔），亦即我親曾祖父也，他歷任山東多縣縣令並山東昌府知府多年，有九子七女，但愛伯元尤勝愛己出之兒女，我祖父寶章係念仔公第二子，寶章有十子三女，雖人口眾多，但一家融融，因伯元與眾多堂兄妹及長侄們年齡相仿，暇時互以詩詞，韻律為樂，對他日後之寫作、治印、彈詞，不無緣由，後念仔公告老，全家始由山東回到常州，建新居於常州青果巷。翌年伯元參加鄉試得解元，他曾參加一次庭試，卻落第。他對科舉深為不滿，且目睹清庭之腐敗，想用別途來振興社會風氣，貶責朝庭，他拒絕再參加科試。是時他伯父翼清的兒子們有的已進入仕途外放任職，所以伯父翼清曾欲為他捐官，謀取前程，他不為所動並反對，蓋因他另有打算。不久他伯父翼清（九十二歲）去世，他即收拾行囊，帶了寡母吳氏、妻子鍾氏離家到上海去自創天下。

當我稍長，有長輩談起祖父伯元，都說他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但是他的想法與傳統的古老想法不同。他中了秀才後，只參加了一次科試未中，即不再願意去參加考試。但他伯父總以為入仕途是唯一出路，所以要為他捐官，他反對。但他想離家去辦報的志向，家人均不以為然，總以為那是做生意。且他的思想對清庭又多有不滿，深恐弄出危險來，所以一直不能成行。他待念仔公一死，即刻義無反顧地離家了。

讓自已的意願能伸張、才華能發揮出來，惟有辦報，始可擁有自己揮灑的空間。在艱苦的情況下創辦了「繁華報」、「遊戲報」，開中國小報、晚報之鼻祖。雖說是小報，但他言論公正，絕無敲詐要脅之事，他的文筆犀利流暢，寓譴責於嘻笑詼諧間，逐日伏案撰寫連載小說，諷諫朝庭之腐敗、黑暗、上海社會之奢糜，喚起民眾要愛國救國。一時洛陽紙貴，「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活地獄」，「庚子國變彈詞」，「海天鴻雪記」等等，即是時有感而發的創作。後來又編創「繡像小說」半月刊。1999 年 8 月 16 日，由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主持的「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評選」經專家學者組成的評委會，經過初審、複審和終審，以全票無可爭議地推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為第一名，依次為劉鶚的「老殘遊記」，魯迅的「吶喊」，黃遵憲的「人境廬訪草」，徐志摩的「志摩的詩」，聞一多的「死水」，郭沬若的「女神」，老舍的「茶館」，金庸的「射雕英雄傳」等等。李伯元的文學著作，先有廣大讀者群的擁護，民初有魯迅等學者的肯定，後有中國人民出版社票選的勝出，足可證明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永恒的地位。

除了他在辦報，寫小說的成就外，他對詩詞也頗擅長，尤其對篆刻更有心得，編有「芋香印譜」，「海上繁華夢」作者孫玉聲在他「退醒廬筆記」中曾說：「李伯元筆墨之暇，喜以金石刻畫自娛，嘗刻圖章一方贈余，即余不時蓋用於題件上之『漱石』二字，筆意蒼古，卓然名家」。他既能篆刻亦能作畫，實是不可多得的才子。

我七、八歲至十五歲之間曾由繼祖母莊氏撫養我和諸姊妹，緣由家父祖佺雖做為伯元之嗣子，但因其年幼，生父寶章生母汪氏不捨，乃帶回撫養，並於家父二十一歲時為其娶我生母張氏，與諸兄嫂同住於蘇州「濂溪坊」老宅（係大伯父祖年購置），直至我等相繼出世。據說因公婆愛護我母，不忍她太勞累，要大伙幫忙這小媳婦。我母是個沒心機、又老實，倒也相處得很好。後來大概是寶章老夫婦相繼去世，當我五、六歲時遷居上海，由六伯父祖虞（係上海名律師）夫婦就近照顧我母及我兄妹。那時父親在南京軍政部軍需署工作，父親有了固定工作和收入，他即要負起嗣子之責，雖未得文毫遺產。我兄妹已有六人，母親也實在管不了，於是把我全家由上海遷至常州賃屋而居。父親是個敦厚，有責任感的老好人，每月都會由任所南京回常州一兩次，對嗣母儘量盡孝心。嗣祖母相當能幹，但是規距也很大，例如不准我們說話大聲，不可露齒笑，坐要如棕、立要如松，大人說話不可插嘴，不可有意見，回嘴更不許。吃飯時如人未到齊不可動筷，桌上不可夾對面的菜，除非長輩夾給你，嘖嘖有聲當然更不可以。我們每天放學回家，他老人家會不嫌其繁地要檢查鞋底，是否布底有損，怕我們在學校中跳蹦太多；對我生母亦要求嚴苛，我生母係蘇州富商之女，不善女紅，嬌生慣養，現在要從頭學起，燒飯、煮茶、做孩子們的衣服，雖請有雇工，但嗣祖母說：女人就該要會這些不可仰仗於人，可對母親而言真是苦不堪言。記得每年過年時，她老人家更是忙碌，除忙過年的一切瑣事外，並要把幾大箱子的祖宗畫像一一掛起來，曾一一指著眾多的畫像對我們說：「這是你太曾祖父，是文詰公的幼子錫琦，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六歲即能對對子，可惜他只活到二十二歲就得病去世了，遺下遺腹子翼辰，就是你們的曾祖父，我們這一支，在李氏門中是一脈單傳，雖然他也是絕頂聰明，但是天不假年，只活到二十九歲也去世了，留下三歲的兒子寶嘉（號伯元）由伯父翼清（號念仔）代為撫養，你祖父伯元也只活到四十歲因肺癆去世了。你們看這些畫像上都有由當時的名人們題的跋，述說事跡，這是你曾祖母吳氏，她年紀輕輕就守寡孤苦伶仃帶領你祖父寄人籬下，倚靠念仔公生活，實在不容易。這是祖母鍾氏，我是繼室只結婚了一年，你祖父就丟下我走了，那年我三十歲，你祖父另有一個侍妾，但沒有名份，我們叫她「王姑娘」，所以沒有她的畫像，但我仍會擺上她的碗筷，讓她可與祖宗們同享拜祭。」

由繼祖母的述說，可知道李伯元的婚姻狀況。李伯元雖努力工作嘔心瀝血，但當他去世後，連喪葬費都一時無法籌措，雖相識滿天下，卻無一伸出援手，只有內庭供奉名伶孫菊仙出資，料理了喪事。後來把報社頂出去，把《官場現形記》的版權售與商務印書館，得款七千金，除還去欠款，所餘不多。新寡的莊竹君（時年三十歲）奉君姑吳氏及侍妾王姑娘扶柩還鄉把從兄李寶章的第十子祖佺（我父）為嗣子，年十二歲。及長，號期軒，小名阿富，所以人稱富老爺。我堂兄弟、堂姊妹等均呼稱我父為富叔叔或富伯伯，旋將李伯元安葬於南郊茶山鄉李氏祖塋。逾年老夫人吳氏，侍妾也相繼謝世，嗣子祖佺，因親生父母不捨，已領回撫養。莊氏暫回娘家三元閣居住。據傳，她曾出資協助內侄莊鳳應負笈東瀛學習法律，回國後在常州任律師業，頗著聲譽。胡適在民國初年為要考據李伯元事蹟，曾要顧頡剛收集資料，顧氏所得資料即由莊鳳應之二妹倩趙孟軺所提供。

我父親李祖佺是由民國創辦的軍需學校第一期學生班畢業，校長是陳其采，同期畢業的還有俞飛鵬（曾任交通部長是蔣委員長的智囊之一）等。開始在軍政部軍需署工作。航空委員會在江西南昌成立時，父親被調去任會計主任。中日戰爭時，航委會遷往成都，我家全家隨往。我生母在我十二歲時去世，父娶韓氏為續絃，育有一子二女，加上我母所生的一子五女共有兄弟姊妹九人，食指浩繁。在成都時大哥雖已大學畢業在財政部工作，但對家庭並沒幫助，父親的俸祿雖不惡，但仍捉襟見肘。父親努力工作，從來不知逢迎，也不善交際，但由於他的克盡職守，後晉升為航委會經理處長，統管全軍財務糧秣，責任重大。他鑒於財務人員之缺乏，乃開辦經會班，招收學生，自任班主任並授課。後來航委會的會計經理人員很多均係經會班出身，又為軍中的糧秣規劃。正慶可發展所長為政府做些事，那知晴天霹靂，1942 年上海已淪陷，住在租界上他的親六哥祖虞（係日本留學生，業律師）在日本人、周佛海等人的包圍下，無奈只好下海。因為他在上海頗有聲望，雖多次日本人要他出來任職，都被他拒絕，曾說過絕不做漢奸。汪偽政府成立，被名列為中央委員，重慶成都的報章雜誌大幅報導。父親自忖在空軍掌管的是經濟命脈，責任重大，為避嫌計，還是自請辭職較為穩妥，且這職位早有多人在覬覦中，經層峰核准調為法制委員；那年他只有五十歲，後離職轉入文職機關任職。

日本投降後，我全家還都，分居在京滬一帶。但接著就是國共戰爭，我隨政府遷台，曾要父母同行，但因繼母不願，返常州棲身於原出租於人的數棟小屋中。共產黨的三反五反，紅衛兵的文化大革命，因他曾在國民政府工作過，又有海外關係，幾次都被點名要清算。幸鄉親們的證明，因父母一直都是在幫助窮人，且是清官好官，才免了被批、被鬥的肆虐。在精神和物質雙重的壓力下，其苦況當可想像。祖父伯元所埋葬的祖塋，文化大革命時已被剷平，屍骨已無處可尋。1987 年，常州政府為保護古蹟，在青果巷內立了一塊大石碑，上書「李伯元故居」，事實上青果巷的房子早已面目全非。我父則在 1965 年 病逝，因這時正是紅衛兵鬧得最凶的時候，他簡單的棺木葬在何處，後來也找不到了。1988 年我姊妹由美、台返回家鄉，得與留在大陸的弟弟妹妹，亡兄的兒孫們相聚，不勝唏噓，商議要為苦命的父母立個衣冠塚，盡一點為人子的孝心，在墓碑上寫了九十字的碑文：